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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nxxzjx 的【理论研究】专栏

作者：hnxxzjx 发表时间： 2007/5/3 16:51:03 查看： 3323 评论： 3

标题： 全球政治体制发展变化大趋势和我们的应对策略

全球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大趋势
和我们的应对策略
庄建西
我记得前几十年,人们都说：“中国的方块字不能输入计算机,会影响中国的科学发展。中国文字的改革方向就是由简化字走向拼音文字”。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提高,中国的方块字输入电脑十分方便,也就没有人再提起简化字向拼音化方向改革了.
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解决不了贪污腐败问题。一提到整治贪污腐败马上就想到“自由民主和多党执政”。这是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提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系统科学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加强政府工作的系统监控和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随着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信息科学技术,在政府工作中全面广泛应用,惩治和预防贪污腐败也就不再是多么困难的问题。就象方块字没有必要向拼音字方向改革一样，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也没有必要“全番西化”。实际上，在信息科学技术的促进下，西方的政治体制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东方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运用信息科学技术改变着自己的政治体制,两种社会制度正在信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促进下相互靠拢。这就是当前全球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的大趋势。
《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这三论通称系统科学理论，它们和中国哲学属于同一个哲学思想体系。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信息科学技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哲学对现今社会政治体制的影响。中国文化也是以系统科学理论为基础走向世界的，没有系统科学理论作为铺垫，中国文化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在全世界受到重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将政府工作完全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让政府官员成为没有隐私的透明人，这也就是中国哲学对现代政治制度的影响。因为中国哲学的整体观念使它对社会的认识是以公共意识为基础的，向来是重视群体利益，不太注意保护个人的隐私权。
西方社会的政治体制是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引导下建立起来的。其基本思路就是：挑起矛盾，利用矛盾；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多党相争，民众得利。西方哲学看重的是个体，所以西方人非常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但是对于政府官员的隐私他们也并不过度保守，激烈的争论让官员们的隐私暴露无遗。为了展示自己的施政才能和个人魅力，官员们也非常乐意自我显示、自爆隐私。因特网更是给了他们一个大舞台，官员们纷纷办博客、写日志，其乐融融。西方哲学制定的行为规则引发出东方哲学思想理念的全面实现，这正是当今人类社会中出现的中西合璧一大奇观。
系统科学理论把中国哲学思想送进了西方政坛；信息科学技术让中国哲学理念得以全面施展。中国哲学理念正在以一种新的姿态影响着走势仍然十分强劲的西方文化体系，一开始可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细致入微而不可抗拒的。中国哲学家喜欢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词来形容这种自然规律的力量。西方政坛正在悄悄地发生着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只要用心观察，一叶知秋，我们还是能够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不同的政见在各种媒体[包括互联网]上面得以充分的争辩，正确的政府工作思路在竞选前已经基本明了，竞选就失去其本质上的意义。在双方政见大致相同的情况下，靠空头支票、个人魅力以及财团利益等等非主流因素取得竞选胜利，这样的竞选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最终会虚流于形式，会不会成为一个历史包袱目前还不好断定。
在中国哲学即将成为全球的主流思想之时，在西方社会正在发生迂回峰转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要尾随其后搞“全番西化”是十分不明智的。我们可以承认西方的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具有优越性，但是我们只能迎头赶上，在追赶别人的时候要有一定的提前量，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是不可取的。
中国哲学是整体观念、系统思维。在中国哲学理念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政治体制，其基本思路就是：维护社会系统自身的调节和控制，让矛盾在系统的运行中自行化解。所以，历朝历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以维护社会系统和谐运行为己任。
在中国最初出现政权的商周时期，行政监督机制主要是系统的“礼制”制度和完整的史志记录。礼制制度不仅表达的是系统的政治组织结构，还包含了系统的道德观念，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完整的史志记录则是一种系统的行政监督方法。执政官员的一言一行，就餐就寝一一被记录在案，无形中就形成一种巨大的思想压力，迫使执政者不得妄为，所以，当时负责记录历史的“太史令”职位极高。这种行政监督机制是在私有制观念尚未发展完善，原始的公共意识仍然还处在社会的主流位置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还是以社会公共意识为思想基础的。
到春秋战国以后，自由平民和地主的出现，私有制观念在家庭的基础上发展完善。私有制观念对国家公共权利的侵害日趋严重，主要表现也就是打破原始的公共意识，把国有财产居为家庭所有。商周时期的行政监督机制已经钳制不了私有制观念对公共权利的侵害，刑法才开始介入行政监督领域，并且成为行政监督的主导思想，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原来的行政监督机制退居辅助地位，所以到了秦汉以后太史令的职位也就逐渐降了下来。
孔子就生活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他崇尚“周礼”对社会的系统管理方法，对刑法介入行政监督不理解。现在看来孔老夫子是有点思想保守了，他一生不能得志亦属自然。孔子一生的最大成就就是在商周社会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社会管理学思想体系——儒家思想。让后世历代帝王受用匪浅。
从后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到清朝末年，我国的政治体制就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法制管理为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在当时还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完美的政治体制。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市场经济阶段，家庭经济细胞首先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物权由家庭所有转向个人所有，私有制走向了它的极端形式。社会中出现物欲横流、私有制观念极度膨胀的现象。这也正是私有制即将迅速消亡的征兆，因为完全实现个人所有的社会恰恰是真正的公有制社会。在私有制走向极端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社会公共意识正在迅速发展，日趋成熟，最终将成为社会主流意识。马克思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但是，从私有制观念的膨胀到消亡、从公共意识的迅速发展到成熟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我们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来顺利走过这个历史阶段，一直是大家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
两千多年前，当私有制在家庭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时候，私有制观念对公共权利的侵害已经让孔老夫子伤透了脑筋，最终还是让“礼制”让位于“法制”，实行了以礼制为基础，以强权法制为主导的政治体制。现在面对极端膨胀的私有制观念，中国封建社会的强权法制也招架不住了。最先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西方国家在西方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多党执政互相监督的政治体制，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这种政治体制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钳制住了极端膨胀的私有制观念对公共权利的侵害，驾驭着极端的私有制形式让它迅速地为社会积累财富。一旦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社会公共意识发展成熟，膨胀的私有制观念就越来越虚无渺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就该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了。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有它相应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它相应的历史阶段它就是最好的政治体制，走出它相应的历史阶段它就会被遗弃甚至会成为历史的包袱。
自“康乾盛世”以后，西方哲学思想以“牛顿三定律”为基础风靡全球。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在急剧地发生着变化。从慈禧太后的“专权”、蒋总统的“专制”、毛主席的“专政”，直到邓主席以后的“专管”，中国哲学的社会管理学思想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儒家的“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与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社会公共意识”。问题出在马克思的哲学属于西方微观哲学体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属于一个宏观上的结论，二者之间缺乏一个系统的思想衔接。正是这一思想缺陷致使后学者形成了一个错误的“暴力革命”思想，并且力图运用集权政治来钳制走向极端的私有制观念。虽然运用极强的集权政治大有成效地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最终还是由于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崩溃，马克思主义遭遇到一个极低潮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大见成效让世人注目，马克思主义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如果我们仔细探究其中的奥妙，原来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哲学儒家的系统管理思想拯救了马克思主义。事实如此，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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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全球政治体制发展变化大趋势和我们的应对策略

回复者：hnxxzjx 回复时间：2007/5/3 16:52:45 [第1评]

国人的智慧，中国哲学儒家的系统管理思想拯救了马克思主义。事实如此，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中国哲学的儒家思想不仅从宏观上认识到了人类社会最终将走向“世界大同”[共产主义]，而且能坦诚地面对私有制客观存在的历史现实，提出了以世界大同为理想目标的君子处世原则。孔子的一生一直是反对强权法制的，我们不能把儒家思想和封建专制一同看待。面对封建社会的强权政治，后世儒生并没有远离社会躲避矛盾自成一个宗教体系，而是以一种积极的社会责任意识参与到社会系统的维护中来，衍生出后世的清官意识和儒商意识。总之我们越是深入研究就越能认识到：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想。也正是中国人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随着私有制观念走出它的膨胀阶段，社会公共意识迅速发展为社会主流意识。在中国哲学思想[系统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促进下，全球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间将相互学习，逐渐接近，共同进入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以上我们对全球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我们应该积极采取的应对策略。
首先我们要确立儒家思想在中国和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把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儒家的“正人君子”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要从我们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做官要做清官，经商要做儒商。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中国哲学儒家思想正是以社会公共意识为基础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发扬光大。确立儒家思想的政治地位，有利于我们的两岸沟通，有利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国际影响力，更有利于我们的国际形象。当今社会日益发展成熟的公共意识是儒家思想走向世界的基础，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大放光彩，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二我们要认真学习西方政坛上出现的一些新生事物，倡导政府官员办博客、写日志，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形成一种制度。目前西方社会的公共意识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他们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中国哲学[系统科学理论]的系统管理理念，现在西方政坛上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往往具有中国哲学的政治理念。比如：目前西方政坛上出现的政府官员办博客、写日志现象就很值得我们学习。增加政府官员的透明度是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的基础。“进入政界就必须放弃一定的隐私权”，从西方哲学来说这是万不得已而为之，而从中国哲学来说则是原本就该如此的事情，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这是东、西方在价值观上搭成的统一思想，非常值得我们重视。西方政治体制的巧妙就在于它是通过政客之间互揭隐私和自暴隐私来达到消除政府官员隐私权的；而在我们中国就必须依靠国家的倡导和一定的规章制度来消除政府官员的隐私权。这就是由于东、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不同的执政理念所形成的区别点。凡是进入政坛的人士就应该立下誓言：愿意放弃一定的隐私权，随时接受媒体和公众舆论的监督。
第三我们应该提升“史志官员”在政府中的地位。 “以史正人”一向就是中国儒家在行政监督中的一种基本方法。在人类社会从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过程中，我们把“太史令”的职位降了下来，现在到了重新把“太史令”的职位重新升上去的时候了，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又在从私有制返回到公有制。不过我们要是把古老的“周礼”、“儒术”照搬过来似乎也不现实。我们总不能安排一个史官去把省长、市长们每天的言、行、餐、寝都一一记录在案吧。但是我们要依据儒家的社会管理理念，根据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认真观察私有制观念与公共意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制定切合实际、紧贴人性的社会管理法则。比如现在我们就可以建立政府官员博客网站，由国家史志官员监督和管理这个网站，帮助政府官员写日志，定期向公众发布个人的政治思想和经济生活信息。
21世纪是东方文明大放光彩的世纪，是中国儒家这样一种东方的社会主义思想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世纪。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让世界感到震惊；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将会引导全球进入一个和谐社会的时代。本文仅仅是从哲学的角度谈一下自己的看法，难免有不切合实际的地方，谨希望能引起多方专家的注意，以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2007年3月10日于河南新乡

奴隶制社会是原始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逐渐转化的一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社会向现代公有制社会逐渐转化的一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奴隶制社会的反过程。研究奴隶制社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的奴隶社会是有奴隶而不存在象西方那样典型的奴隶制；将来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还会看到中国有资本但是没有象西方那样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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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者：hnxxzjx 回复时间：2007/8/20 18:04:50 [第2评]

我喜欢这样的评价:
庄建西先生的三篇文章，是30年来思想界大趋势努力期望的总结性思考。振兴中华的外因针对性，是进入信息文明转折期的世界历史环境。而内因的变化基础则是，溶流于民族血液中的华夏文明基因。怎样处理好这一对差异的矛盾，不但是社会哲学思想的主导性问题，也是国家管理政策的制定水平的考验。从文明角度看，也是传播、翻译学的重大课题，因此我称其为东风西韵的历史乐章。从科学角度审视，成功解释中华文化本质的自然科学起源，已成为东风西韵融汇沟通的隐形瓶颈。易经为众经之首，自然是儒、道文明之纲，神州思维之源。易经内含中医之理，又依占数之技，早已成为西洋文明头大之疾。史学界，哲学界倡言文化振兴的同时，语焉不详，盖出于此。典型案例，2004年《甲申宣言》的发起人杨振宁先生，特意撰文质疑易经与科学的冲突。此举不但引起学术界的轩然大波，也成为《甲申宣言》的玉瑕之隐。其实，这就是李约瑟难题的历史回音。
建西老弟，再接再厉的深入发掘，必有更辉煌的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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