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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困的黑马（二）
到了一九八八年，他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他在这一年六月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像是一次学术上的摇滚演出。六月二十五日的早晨，上百名学生挤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间会议室，他们要来旁听文艺理论博士研究生刘晓波的答辩会，题目是《审美与人的自由》。当走廊也挤满人之后，校长决定将答辩会转移到一间可以容纳四百人的大会议厅——刘晓波不仅要面对九位评委，还要接受这四百名旁听者的目光……
刘晓波享受这新到来的名声，也从不掩饰自己对声名和金钱的渴望，有时还以一种挑衅的姿态表现出来。他的朋友李颉记得在一九八六年九月的研讨会上，刘晓波多么急切地要引人瞩目，他在电梯里用结巴的东北话说“这次咱们跟他们好好整一下”，他对《大学生》的记者说，说自己在友谊商店柜台前被一瓶洋酒击败了，他付不起几百元的价格。他的一个朋友则记得，在一些沙龙上，他是多么的出言不逊，让每个交谈者都心生不安。像是一个内心充满饥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孩子，他用傲慢掩饰窘迫，用尖利来引起关注，用放肆来表现与众不同。
但他很快发现，这种名声和桀傲多么的脆弱。一九八八年夏天他第一次出国。从挪威到夏威夷在到纽约，作为当代中国最引人争议的青年批评家，他要给西方世界讲述他眼中的中国文学。他依旧保持着一贯的愤怒，在路过香港时，他说这个城市就像一张不停咀嚼的大嘴，他仍旧诅咒中国，欢呼这个殖民地取得的成就，说“中国需要做三百年殖民地”才能改变现状，他也对引起轰动的《河殇》没太多的褒奖，尽管他们都被视作“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在奥斯陆大学，他对着邀请他来演说的汉学家们说，你们一点也不懂中国。
但在内心深处，一种深刻的沮丧和自我怀疑开始随着旅行而蔓延。他的信心没有被北京友谊商店的洋酒的价格，却被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击倒了。他发现在面对精美的人类文明时，他深感无力。他批判中国传统的理论，在西方世界不过是一个陈旧武器，他也不知道如何用这武器来继续他的批判。他熟练地诅咒愚蠢，却不知道如何理解与创造更高的智慧。同时，他也失去了别人的关注，除去邀请他来的汉学家，这里没人对他有兴趣。
“纽约撕碎了中国带给我的所有外在装饰和虚名”，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突然明白我有多弱小。我甚至没勇气面对自己；我也没能力和世界级的知识分子真正对话。”
他感到无力，却没有失语。相反地，他写的比任何时刻都更快、更多、更激烈。他把孤独与自我怀疑，转化为新的愤怒，这愤怒不仅指向中国传统还有他自己。“在中国，愚昧的背景衬托出我的智慧，先天痴呆突显出我的半吊子健康；在西方，愚昧的背景一旦消失，我便不再是智慧；痴呆儿的烘托一旦倒塌，我便成了通身有病的人……”，他在一九八九年三月的夏威夷写道，“在中国，我为一个掺入了百分之九十的水分的虚名而活着；在西方，我才第一次面对真实的生命呈现和残酷的人生抉择。当一个人从虚幻的高峰一下子坠入真实的深渊，才发现自己始终没有登上过高峰，而是一直在深渊中挣扎。”他也承认，不管他对中国的批判多么严厉，仍是站在陕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国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而批判所依赖武器，则来自于对西方一厢情愿的美化。
外部声名和内在自信的双重坍塌后，令人晕眩。在叫喊了这么多年的发现自我之后，刘晓波发现独自面对真实的自己与世界，竟如此艰难，像是“长期在黑暗中不见天日的眼睛，已经很难尽快地适应于突然打开的天窗，突然见到的阳光”。
他也追问，为什么中国没能产生东欧与苏联式的流亡者，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仍创造出不仅属于各自国家、更属于全人类的精神成就。
追问没持续下去，因为更大的诱惑在等待他，这片他诅咒的土地仍诱惑着他，他渴望活在人们目光的中心。临行前，在纽约的街头他对作家贝岭说：“在中国，你甚至放个屁都引人注意，在美国你最大声的呼喊也淹没在数不清的杂音里。”
胡耀邦在四月十五日的逝世，激起了意外的回响。死亡刺激起人们的情绪与想象力。就像一九七六年周恩来的离去激发起人们对于十年内乱的愤怒，胡耀邦则让两年来改革停滞不断积压的挫败与压力找到宣泄口。通货膨胀、官倒、脑体倒挂、腐败、言论不自由……人们叫喊出所有问题，并认定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个政权一贯的傲慢和青年人的急切，令一系列微小的冲突转变成社会与政权的强烈对抗。在刘晓波回到北京的前一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将学生请愿定义成“一场反革命动乱”。
“为什么中国人对类似周恩来、彭德怀、胡耀邦式的悲剧英雄的追思，要远远超过对魏京生式的悲剧人物的怀志？”刘晓波在回国之前的一篇文章里问道。像一九八六年九月语惊四座的发言一样，他不准备分享知识界对于胡耀邦表现出的普遍性哀叹和赞扬。在关于胡耀邦的连续三篇文章中，他质询了这种悼念热情。
“这次胡耀邦逝世现象，既反映了中国人要求民主的迫切乃至急躁的心理，反映了现行体制的腐败，更表现出中国知识界对民主的理解的浮浅乃至错误”，他解释说，“这是一次对中国民主精英们的民主意识和行动能力的测试，并显露出许多公认的民主斗士的弱点。这些弱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对执政党开明派的权力的依赖和缺乏独立性；二、企图借开明君主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而忽略民间的民主力量；三、对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意识形态化的口号上，而缺乏对程序民主化的关注。”
与三年前一样，他仍是少数派。但是他那些知名的偏激却一扫而空。比起别人的兴奋，他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他不反对大学生们的激烈行动，却强调方法与程序具体化、多样化、对实效的追求。他相信，民主的意识形态化才是导致民主运动原地踏步的深层原因。
他用台湾的《自由中国》、《大学》在民主转型中为例，强调“在中国，一份具有独发言权的民办刊物、一个具有自治权利的民间团体对于民主化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执政党的改革之举。”而民主的实验要“从一个学生小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一份民办刊物，甚至一个家庭的民主化做起。”
不过当他来广场时，他在文字上表现出的理性，发挥不了作用。很有可能，群众运动也轻易地激发起他的强烈情绪。或许他的理性也仅仅是另一种“反叛”——他要反叛狂热的群众。他轻易地和广场上的学生们挤成了一片，他才三十四岁，和他们看起来没什么区别。而且早在几年前担任老师时，他就经常挤到男生宿舍里，彻夜聊天，他还和他们在沙坑里摔跤。“其他大家也喜欢的老师，比如王富仁、任洪渊、蓝棣之等，也常请大家吃酒言欢，但操场是不会去的。”他的一个学生王小山回忆说。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是这场运动的主角，一个二年级学生吾尔开希还成为了全国学生领袖。
而现在，他们角逐的地方从北师大的操场变成了天安门广场。角逐的对象不再是彼此，而是一个政权。他们力量悬殊，静坐、绝食、喊口号是他们唯一的武器，而对方则拥有一切。他们很少能预见到未来的命运，也毫无政治活动的经验。比起日后民主斗士、“天安门四君子”、或是“幕后黑手”的评价，广场的刘晓波似乎仍只是操场上摔跤的大孩子，而绝食行动与其说是深思熟虑，不如说是当时的气氛使然。
“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时候，晓波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绝食进行到第二天，他说，大家放心，按照国际惯例，绝食到七十二个小时，任何政府都会站出来和绝食者对话。大家听了，开始盼望七十二个小时的到来”，王小山后来写道，“终于，七十二个小时到了，政府方面毫无动静，晓波开始郁闷，说：连南非这样的国家也不至于这样啊。——要知道，当时的南非和现在不同，那个时候，曼德拉还在监狱里。又过了两天，晓波又乐观起来，说，北京上百万人站出来了，游行声援，这会政府该出来了吧，不然也太说不过去了。”
最终，政府的反应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说不过去”。甚至没有等刘晓波和他其他的三君子朋友完成三天象征性、又有闹剧色彩的绝食，坦克与鲜血结束了广场的喧闹、沮丧与愤恨。到处是恐惧、死亡、疼痛还有未定的惊魂。
刘晓波却表现出意外的兴奋与镇定。离开广场后，他在一处相对安全的房间暂住。他的一位朋友的回忆说，大多数人陷入绝望，觉得内战即将爆发，刘晓波仍旧如常地吃饭、开着玩笑、不停地抽烟，还不时的给朋友打电话，对着话筒大声说，“喂，我是刘晓波”。这是他性格的一贯延续，还是就像秋蝉知道时日无多，通过拼命鸣叫来缓解末日的焦虑？
六月六日晚上，他仍想骑自行车带一个朋友回家，接着他被路旁面包车里跳出的人按倒，一直到六月二十四日，媒体才公布他被监押的消息。
三
还是一九八六年底，王蒙曾经预言刘晓波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他将很快从舞台上消失。三年后，王蒙被免去了文化部长，而刘晓波则仍在舞台中央，而且是一场大批判的主角。
“选编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刘晓波的言论，堪称为反动狂人写下的反共奇文，我们愿和读者诸君共同赏析、批判，以期把这些毒草连根铲除，化作肥料，用来壮大、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阵地。”天安门事件后，一本叫《刘晓波其人其事》的书籍，作为学习材料被四处派发。
和传统的专制体制不同，现代极权主义深谙宣传与思想改造的作用。政权要恢复它的合法性，它不仅代表着权力的正统，也代表着思想上的正统，它通过批判“异端”来教育普通人。
在逃亡的逃亡、入狱的入狱、沉默的沉默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中，刘晓波不是最具权威、最知名的一位，他甚至是这场运动晚来者。
但他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标靶，他的那些放肆言论，既充满快感也漏洞百出，从思想到行动都是一个无可质疑、不让人同情的“异端”。他的“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全盘西化”的言论可以轻易地让整个社会感到愤怒，令昔日屈辱涌上心头。对他的批判也不会引发知识分子们太多同情，从文学分析到政治评论，他总让他们不安，他是一个闯入者。
刘晓波最终消声了，不仅是牢狱之灾、政治迫害，更是因为一个无情的新时代的到来。他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仍引起了一阵风波。仍旧是惊心动魄的语言，毫不留情地批判，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曾与他在广场的知识精英与学生领袖。一些人把他看作是真诚的忏悔录，与巴金的《随想录》、甚至如卢梭的《忏悔录》一样，是一个人对内心的痛苦探索，勇敢地袒露自己的伤口。但另一些人却觉得，这不过是他另一次自我形象的塑造。一些人亲历者发现，他不仅编造了事实，而且在他所有看似诚实的忏悔与无情批判之下，仍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我仍是这糟糕透顶的知识精英中最不糟糕的一位。还有一些人相信，这种自我羞辱背后，既是对关注的渴望，也是对他在监狱里所为的救赎——他向当局写了“悔过书”。
但这风波像是一群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中的“茶杯中的风波”，它波及不到他最渴望的中国大陆读者。甚至整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都已迅速得被边缘化，被这个呼啸而来的新时代淹没了。
整个的社会的语言方式改变了，尼采、卢梭、孤独、抗争，这些词汇过时了，青年人要听比尔•盖茨、核心竞争力、天使投资、PC机、商务舱。
刘晓波反叛者的形象也要过时了。干净、整洁、职业性微笑、穿西装、说英语才是新一代青年人的选择——他们要成为全球化的精英，而不是个落没的、声嘶力竭的边缘叛逆者。再没有四百人拥挤到教室里听一堂美学的答辩会了，只有跨国公司的招聘会才吸引这么多人。甚至他的离经叛道，也算不上什么了。他曾经大谈金钱与性，它们是某种禁忌，但现在人人都谈它们，而且不只谈它们。他指责知名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社会的中心力量，而现在他们也沦为边缘，对他们指责缺乏意义。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要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它不需要他们的拯救，甚至不再倾听他们的意见。像是对八十年代洋溢的希望、理想、热忱、自我崇高的逆反，他们躲回到自己的小世界，或者干脆以另一种姿态拥抱新时代——他们不再认定自己要充当批评的角色、追寻公共价值与意义，而是新秩序的赞美者。
只有一个批评对象不仅没有减弱，甚至更加强大、更加封闭——中国政治。那个才华横溢的批评家失踪了，一个政治异议者诞生了。在西方日渐繁多的对中国的经济报道中，偶尔会插进刘晓波的名字。
他递交请愿书，被劳改、监禁，他成了一名民主、人权的斗士。十多年前，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北京的“洋沙龙”，中国的作家与艺术家们像是这些西方外交官、记者、汉学家们的文化宠物。如今，他的名字必须依靠西方媒体才能仍勉强地不被遗忘。
时代不再理睬他，他仍在顽强地生长。最初表演式的批判、反省，慢慢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或许担心自己会堕入海外生活的虚空，他选择留在了中国。他逐渐成了一小群孤立无援者的核心人物。他们是那些拒绝遗忘历史的“天安门母亲”，中国残酷崛起过程中的批评者，一些拒绝沉默的社会活动家……在一个楼房越来越高、马路越来越宽、空气越来越污浊、声音越来越嘈杂、情绪越来越狂躁的北京城，他们是一群“看不见的人”，是“国家的敌人”。他们的家被人监视，他们的拜访者要被审查与问话，他们不能自由出行，甚至买菜都有人跟随。这个政权一方面如此强大，另一方面却又脆弱不堪，认定自己足以被这一小群仅仅使用电脑键盘、试图维持记忆的人颠覆。他们被政权监视、被众人回避，只能相互取暖。与其说他们“斗士”，不如说想顽固地捍卫人最基本的尊严。在一些方面，刘晓波也更成熟了、更温暖了。丁子霖记得他的热心照顾，而他的学生王小山则回忆起，刘晓波试图保护他的正常生活的努力。
但在他不断发表的政治评论里，那个青年批评家的影子犹在。二十年前，他全盘否定这种文化传统，因为它吞噬了一代又一代自由的灵魂，他希望人们通过美学来获救。而现在，中国不断强大，但人们却依旧没有获得这种自由与尊严。中国人不再生活在信息的黑洞里，不再会被大都会博物馆所震惊，但在这表现出的开放与自由之下，是一种或许更惊人的禁锢。高压政治带来的恐惧、消费带来的诱惑与逃避、信息泛滥造就的无知、道德缺席之后的麻木，纠缠在一起。人们被它们俘虏，却仍自以为主宰了命运。与二十年前相比，刘晓波的敌人似乎更多了，令他愤怒的愚蠢以各种新形态出现。他要戳破“胡温新政”的幻象，要警惕民粹主义的泛滥，要人们警惕爱国主义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反抗知识分子与整个社会越来越强烈的犬儒主义的新现实——人们什么都不再相信，连反抗本身都变成了一种笑料。他从来就不是个“虚无主义者”，在否定与反抗之后，他要寻求新的意义。（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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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翠竹，无非正道；郁郁黄花，尽是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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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2789 [回帖]1777 [登陆]2388 [发表时间]2013/12/12 13:30:37 [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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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系作者《受困的黑马》系列之三
四
二零一零年一月六日，哈维尔和他的朋友前往布拉格中国使馆递交抗议书，一封抗议中国政府宣判刘晓波十一年的公开信。这一天也是“七七宪章”发表的三十三周年。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哈维尔、简·佩顿克、海耶克等一群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向布拉格政府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尊重捷克宪法所保障的每个人的民主权利。请愿书的内容以外，它不过是对捷克宪法中一些内容的强调与重申，它也是对一年前捷克政府参与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的回应。距离布拉格之春已经九年了，捷克人生活在一种希望幻灭后的虚空中。没人知道这政治专制还会维持多久，它不仅妨碍了经济增长、破坏了生态环境，还已经腐蚀与窒息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空气里、人们的谈话里弥漫着冷漠、麻木、玩世不恭。
但与众不同的是，“七七宪章”不是政治宣言，不是政治组织，它也没指望挑战现行的政治秩序，它是知识分子们对自身信念的一次重申，或许也是一种相互勉励。它呈交给政府，却更是指向社会的发言——即使先行的政治并未改变，我们也将努力按照自己内心期待的方式生活，诚实地表达自己所想，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也是东欧涌现出的新哲学，他们知道不可能直接对抗现行政体，也知道期待所谓党内政治改良派的期望总是一再落空，而且这种期待经常是以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为代价的（他们要依赖于这种以改良面目出现的权力）。所以，他们不如努力寻求自治，并呼吁社会空间的独立成长。
哈维尔的故事最终成为了一个现代童话。一名剧作家成为了一幕现实政治的导演者，他成为了一名政治领袖，领导一个国家从专制走向民主，而“七七宪章”则变成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史的光荣一页。但童话隐藏了现实的残酷，宪章的签署者们入狱、流亡，他们自己必难以预料到日后的成功。
“‘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刘晓波在几年前写道。他所说的道义巨人正是苏联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捷克的哈维尔、南非的曼德拉式的人物，他们在民族心灵被蒙蔽时，变成了精神的坐标与道德上的鼓舞。这再度回到了他在二十年前的老问题——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伟大的心灵，不管海外的流亡者、还是仍在国内的异议者，他们在创造力与道德力量上都没有令人赞叹的成就，甚至陷入了相互斗争的烂泥潭。
在某种意义上，“零八宪章”是“七七宪章”的回应，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对于一种普遍价值的确认。也像“七七宪章”一样，“零八宪章”的口气温和、不过是对很多既定论述的重申，它既是对六十年前的人权公约的呼应，也处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之内。
不过，它还是成为了一匹令人恐惧的“黑马”。令政权惊恐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在经过二十年的压制、分化与收买之后，竟仍有一群人试图聚合在一起，发出群体性的声音。对刘晓波的宣判，的确激起了已经分化多年的知识界的共识。在哈维尔文集的中文翻译者崔卫平的电话访问中，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否赞成刘晓波的观点，几乎都表达了对审判的不满——这是又一次因言获罪。
中国一方面看起来日新月异，二十年前没人能想象它会变成今天的模样；但另一方面却又停滞不前，一些时候甚至倒退了。在二零零九年末接受的一次采访里，多年不露面的李泽厚说“我们要过封建资本主义这一关”。暂且不去理会“封建主义”的确切定义，上一次对“封建主义”的辩论发生在一九八二年，它被理解成一种惯性极大的专制文化传统。
人们也普遍用“文字狱”来形容刘晓波的入狱。正如在康雍乾的盛世之下，独立思想大受屠戮。历史学家余英时把他比作另一个范仲淹，就像范仲淹的流亡，每一次入狱也使刘晓波更伟大。他们挑战了王权，遵从了更伟大的道统。在余英时看来，真正的儒家理想一定与此刻的普世界价值观，不无相似。
这种类比或许不一定恰当，刘晓波也不一定喜欢，他在中国传统里看到的是无尽的压抑与黑暗，而不是光辉。但就像每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身上都蕴涵着深深的传统印记一样，你也可以在刘晓波身上找到对应的特征。倘若范仲淹不完全恰当，你也可以在晚明的李贽身上找到相似之处。面对一种无处不在的正统思想的压力，李贽通过疯狂来获得自由。个人自由在中国历史上如此的罕见，政治权力的压迫与诱惑、庞大的人际网络、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让个人独立与自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魏晋文人纵情山水的逃避是一种方式，李贽式的疯狂，变成了最后的可能性。八十年末的刘晓波，不也在反对一切昔日的正统力量和正在成为新正统的力量，并在这一反对的过程，获得暂时的自由之感。
在这种意义上，他既是毛泽东时代的受害者也是受益者。毛泽东时代以一种相悖的方式塑造了中国人，一方面它是思想上的高度专制，所有人都只读一种书，高喊一种口号，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空前的自由，所有的机构都陷入了混乱，所有的社会束缚都消失了，一个少年人可以无所不为。刘晓波以“黑马”的姿态闯入文坛，带着“红小兵”造反有理的冲劲。
这些类比可能有助于理解刘晓波，却仍无法进入他的内心。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会服完这十一年徒刑。如果一直到二零二零年，他以六十岁的年龄才出狱，他会完成进一步的升华，变成一些异议人士所期待的民族英雄吗？只有很少的人，能如甘地、曼德拉、金大中一样从漫长的牢狱之中获得重生，大部分人身心俱疲。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刘晓波不是昙花一现式的人物，他仍活在舞台中央，即使这个舞台被暂时地遮蔽与遗忘。他总令人想起肖伯纳的名言：“正常人适应世界，疯子却经常让世界适应他自己。推动历史变革的几乎都是疯子。”
“刘晓波是昙花一现”的预言者王蒙如今大谈道家的轻逸，说中国文学正处于它历史的最好时刻。比起刘晓波的不合时宜，他永远那么与时代合拍，那么正常。
五
上面的文字写于二零一零年三月。七个月后，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个既出人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结果。在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所有情结中，和平奖是最少提及的，一九八九年得奖的达赖喇嘛更多被视作一个外来者。比起物理、化学、文学与经济，和平是个过分抽象的概念。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纠缠于自己内部的重重问题，没有耐心去关注更广泛的世界问题，这种道德上麻木在我们对待朝鲜、缅典、苏丹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和平奖总是与世界的纷争有关，而我们只关心自己的纷争。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经济成长或体育盛会对世界富有价值，却很少意识到，我们内部纷争同样富有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刘晓波低估了自己的能力。二十一年前，他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感慨，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学习与复制西方的思想。但事实并非如此，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理念，或许早已被一代代的西方理论家们“过度阐述”了，已有了清晰的定义与边界。但在实践之前，概念仅仅是概念，每一次实践都将为它增加新的内涵与维度。
在获奖的消息传出后，你几乎可以在北京的空气中嗅得到这飘荡的喜悦。人们聚在一起喝酒，心里带着恋爱式的甜蜜，急于把心中的甜蜜告诉更多的人。“你知道吗，它的奖金有一千万人民币，可以在东二环买一套最好的房子”，我的一个朋友试图向一位出租车司机解释，刘晓波是谁，诺贝尔和平奖又是多么有价值。而我的朋友余杰失声痛哭，既是为他的朋友，也是为所有的异议者。
“空气中飘荡的喜悦”当然是被夸大之辞，是心理的奇妙反映，因为这一千七百万人的城市中的绝大部分人压根就不知道刘晓波是谁。甚至在一所着名的大学里，一位主管学生社团的教师警告他的学生不要举办敏感的活动，因为据说“一个王晓波的异议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伴随着官方媒体的口诛笔伐，刘晓波的名字必将被更多的人所知。但他的获奖会为中国带来深刻的影响吗？
做出这个判断仍为时过早。历史的类比并不恰当，刘晓波既不是一九七五年的萨哈罗夫，也是不是一九九一年的昂山素季。在后两位获奖时，他们都已是各自国家的着名人物，拥有巨大的道德声望。即使如此，他们对各自国家的政局的直接影响，也没有浪漫主义者门描绘的那样显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韧性、中国社会的遗忘与冷漠，都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强大。
“反对派的整合自动完成了”，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和平奖的效应，刘晓波自动成为了民间反对派的领袖。他还把温家宝总理在政治改革问题上的大胆讲话，理解成党内自由派的觉醒。对他来说，这两种力量的结合，将改变中国。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的乐观情绪的主要来源。
我对此不置可否，心中多少有些不安，为何我们考虑问题的视角总是如此功利化，似乎一种伟大的情感从来不具有独立意义，除非它能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和结果。我甚至多少感觉到，人们对于刘晓波本人失去了兴趣，只关心他这个符号意义，能有什么现实价值。
在刘晓波获奖后，有人还编造出一个荒诞的新闻，来讥讽中国政府的气急败坏。据说南京的组织了反对挪威的游行，提出禁食从这个北欧小国的三文鱼，一位激动的群众当场焚烧了一本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
这则新闻令人莞尔，不过它令我想起了村上春树在几年前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的：“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刘晓波就是这样一个的鸡蛋。
六
四张照片——两张笑、两张哭——并列在一起。在2012年末的的《苹果日报》上，我看到刘霞。因为看守的疏忽，美联社的记者意外地进入了她的寓所。自从他的丈夫刘晓波在两年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她一直被软禁在北京玉渊潭的公寓房里。除去每月例行的探监与家人会面，她哪里也不能去。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信号，除去电视机，她在这半空中的水泥房间里，没有任何与外界联系的渠道。
“太荒诞了。我觉得卡夫卡都写不出比这更荒诞、更不可思议的东西。”她对来访者说，她的表情由惊喜转成了嚎淘。荒诞不止于此，在那几天的香港报纸上，刘霞的形象总与莫言并列在一起，后者即将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国家曾经狂热于诺贝尔奖，把它视作民族崛起的标志。但这境内的两位获奖者的命运却如此悬殊——一位身陷囹圄、妻子被隔离，另一位则登上了所有电视、报纸、网络的头条。而除去姿态性的表态外，被镜头与麦克风包围的莫言没准备对刘晓波表现出任何支持。而在几天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莫言还准备为中国的“言论自由”、也为自己的一贯胆怯辩护——任何国家与制度都存在审查，适当的审查有助于文学创作。
刘霞与莫言的境遇反差，在香港的媒体上激起了轩然大波。我多少有些意外我周围朋友的强烈反应，他们对于刘霞的遭遇与莫言的扭曲人格都愤慨不已。这当然与香港越来越强烈的“反北京”的情绪有关，它更是一种本能性的反应——你可以指责这个城市过分功利主义，但由于从未经过极权与专制的洗刷，人们普遍性地保持着一种天真。“不是一直如此吗！”我想嘲笑他们对于这个政权的无知，却旋及发现我自身的麻木，我对于这不公不义，习以为常，连批评都是习惯性的、犬儒式的。我知道，在中国境内，除去一个小小的异议群体，几乎没人关心刘晓波与刘霞的命运，这与昂山素季在缅甸、曼德拉在南非、施明德在台湾迥然不同——堕落的政权高效地催生了一个堕落的社会，令反抗者更为孤立。
“集中营并不可怕，如果人只是在里面受苦，死去；集中营的可怕之处在于，人要在里面生活”，一位斯大林集中营生活的经历者说，“因为囚徒相对于他自己来说已经堕落，存在着集中营的国家已经腐烂，集中营世界不可避免具有传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是人类最大的不幸。”
在某种意义上，刘晓波与刘霞生活在一个小小的集中营里，而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更大的集中营中。这的确比卡夫卡的城堡更荒诞，你只是无法进入城堡、感到无法实现最初的目标，而在集中营中，被囚禁是你的身体、也是你的灵魂，它们的状况每天都在恶化与堕落。与传统的集中营不同，今日中国的这个集中营里面还充满了各种狂欢式的诱惑，它麻痹你的堕落。莫言的小说，正是沉浸在这种堕落中，它以揭露与批判为名义，却很少有尖锐的痛苦，它与这堕落纠缠在一起，纵情其中。
我不知怎么改变这一切。改变总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在写一篇专栏中坦诚自己的堕落是一回事，在真实的生活，能持续地抵制堕落，则是另一回事。堕落不仅以胆怯的面目出现，更经常蒙着诱惑的面纱。中国的巨大规模效应，既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忘却真相，也足以迷惑外来者。那匹曾不安的“黑马”如今仍寂寞地被关押这现实中国的黑洞中，我们甚至经常遗忘这个事实，认定一切都是正常的。
我又想起了埃及的旅行，这个国家驱赶了穆巴拉克、如今又保释了它，革命令人陶醉，随之的后遗症又让人难以消化。这一切挑战都等在中国的前方。我很好奇，那匹“黑马”怎样思考这一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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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翠竹，无非正道；郁郁黄花，尽是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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