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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为中国呼唤公民企业家
[作者]
wonyen
[发表时间]
2013/8/14 16: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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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onyen
[头衔] 站长 [经验] 6019025 [等级] 大主帅 [发帖] 2789 [回帖] 1777 [登陆] 2388
[发表时间] 2013/8/14 16:55:57 [楼主]
标题:
为中国呼唤公民企业家
(编者按:中国企业家柳传志在企业家社交网站正和岛的 “在商言商”言论引发企业家王瑛“退岛”宣言,自称“只干活不大说话的人”王瑛成为一时舆论焦点。王瑛80年代后期从体制内下海,现居北京,担任一家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在这篇讲稿中,王瑛就社会共识、企业家精神、社会转型等话题展开论述。王瑛坦陈,她对柳传志点名批评确实犯“大忌”,因为“企业家中有一个默契,彼此不批评指责。企业家要心疼企业家”,她也在此阐明“明知故犯”的理由。
同时,她亦强调对于摆脱以暴易暴、创造和维护和平转型的追求,主张企业家应与权力切割、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指出这是企业家阶层获得自身的主体性、获得社会认可、信任和尊敬的基础。本文系王瑛与中欧校友会的一次内部交流,经过作者审阅并授权FT中文网发布。)
大家好!我是王瑛。谢谢大家,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认识大家。
你们秘书长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企业家如何推动和参与社会转型”,这个题目让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这次分享。我之所以非常喜欢这个题目,和我最近招惹出来的一件事情有关(指“退岛”事件)。
这件事惹来了好多记者。其间,不只一两个记者问我,“王瑛,你好像是个较真,较劲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这是为什么?”我给了他一个理由:我(这样)已经有些年了,挑什么事情做,选择用什么方式做,都有一个追求,就是争取中国能够摆脱以暴易暴,创造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
最大公约数在于和平转型
近来大家一直在提要达成社会共识,建立共同底线,或者说最大公约数。我主张把最大公约数建立在摆脱以暴易暴、创造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这关乎整个民族与社会的生存、发展和福祉。我们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够说服和感召越来越多的人,能在越来越多的人当中形成彼此呼应,最终达成社会共识,建立共同底线。
今天主题“企业家如何参与和推动社会转型”有2个关键词,第一个是“企业家”,第二个是“社会转型”。我刚才提到的“共同底线”的表述里有了第三个关键词“摆脱以暴易暴”,第四个关键词是“和平转型”。我想先把我对这四个关键词的理解,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如何定义企业家
先说一下我对第一个关键词的理解。这些天到处可看到企业家是否该“在商言商”、企业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讨论。近些年,可在很多场合听到“企业家”这三个字。我想“企业家”这三个字,还是要给些“计较”才是——现在被人称为企业家的人,好像不见得是企业家。
三十年来,中国确实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工商业主的群体,规模很大。我觉得这是个比较准确的说法,叫做工商业主,而不是企业家。这个工商业主的阶层,三十年来,无论在税收、GDP还是在就业的贡献率上,都已经超出了50%,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重。可我认为这个阶层还不能够整体上叫做企业家。这个群体的情况很复杂,并不是“企业家”可以概括得了,说得很清楚的。
从90年代后期到现在,尤其最近10多年,在上述群体中,又发展起来了一个可以被叫做现代企业家阶层的群体。这个群体和工商业主,在很多方面已经不一样了。我认为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1、他们选择了充分竞争的行业领域,作为其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平台;2、他们选择了现代企业的组织形态。
到目前为止,很多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经历了10多年发展,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严格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办事情,越来越用规则作自我约束。在近几年准备上市的企业里面,他们在上市辅导期,就已经非常自觉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要求和约束自己。在这个现代企业家的阶层当中,会见到一些和前一、两代企业家很不一样的东西,包括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包括他们如何对待家庭,如何与孩子相处,对于自身精神生活、自身成长的关注度,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的深度与方式等等,都和前一两代企业家不同了。让人看得很欣喜,很值得期待。
我是2012年4月参加正和岛的。这一年多,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朋友。我管他们叫新生代企业家。他们的年龄,大都在65-75后,大概在15年左右这样一个跨度上。他们在自己选择的领域里面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经历了10到15年的发展,在自己的本行业、本地区,形成了一定影响力。正和岛的这批企业家,70%到80%在各行业和各地的企业家组织里担任着一定的职务。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新生代企业家的精神气质,时代风貌。在正和岛上,最让我刮目相看的是一批女企业家。
我今天在这里说企业家,更多是指向了,在充分竞争的行业里面,选择了现代企业组织形态,从90年代后期到现在,在将近20年时间里,成长起来的一批可以称之为现代企业家的一个阶层。我想强调一下的是,这里面还不应该只包含企业主。随着这些年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一步步完善,中国职业经理人这个阶层也已经成长起来了,已经形成了很大、也更健康的一个群体,他们也在中国现代企业家的行列里。
我下面讲到的企业家,主要是指这样的两部分人,而不是那些认为办着公司赚到了钱,就是企业家的人。他们也不太愿意管自己叫什么企业家,因为现在谈企业家,就有很多责任,社会有期待。其实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管自己叫生意人或者商人。在工商业主这个群体里面,还有很大数量的一批人,他们不大出现在公众视野范围之内。他们有的在赚钱上面,是不择手段的,有的甚至是给权贵阶层干脏活、洗黑钱的,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不认为这批人叫企业家。
我见到过中欧(商学院)校友有这样的说法,“要有比商业成功更高的追求”。有一个学员解释说,这种追求,就是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进步。乔布斯的那句名言,以自己的努力改变世界,使这个世界更美好,激励了无数做企业的人。我以为这就是企业家精神,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
社会转型与摆脱以暴易暴
我想和大家说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我们也管它叫现代化转型,可是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现代性转型。在这个概念上,我向大家推荐一篇文章,是秦晓在2009年写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我们应当用“现代性转型”这个概念去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
第三个关键词是摆脱以暴易暴。对于“以暴易暴”,面对中国现实,非常容易理解。这个社会的暴虐倾向我们几乎每天耳闻目睹,像一个巨大的黑影,在一天天走进我们的生活。未得到过真正意义上清算的“文革”,离我们太近,坦克车开进北京离我们太近,“薄王”在重庆施虐数年离我们太近,从历史到现实,“以暴易暴”离我们太近了,已经不需要我们特别讲些什么来理解。
我想在这里面突出要讲两点。第一,暴力结束不了暴力,它会把暴力的种子,暴力的基因再一次根植在自己身上。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出路,就是用人性向善的力量,用文明的力量,挖出这些种子,改变这些基因,用协商、妥协、宽容去战胜野蛮,暴虐和强权。第二,就是想要摆脱我们这个民族以暴易暴的厄运,叫周期律也好,叫超稳定结构也好,这个民族数千年来一直被这样一个怪圈、一个厄运罩着,好像很难逃得出去,我们是不是仍然得以暴力的手段来结束暴力?我们要说不!
我主张,我们必须不急不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知道反复了多少次,转过多少个圈,很难逃出厄运的现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中国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内、外部条件都和以往不一样了,有了很多支持建构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我们还有可能建构和创造更多的条件,应该有信心把结束以暴易暴,摆脱以暴易暴,创建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作为我们的目标。
企业家要坚持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
我想说到这儿,和平转型,是需要提出来,但不需要讲解的关键词了。下面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三部分,是我们企业家参与社会转型,推动社会转型,能干什么,怎么干,我想这是大家把这个题目出给我,最想让我回答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首先要讲的就是企业家要坚持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所谓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是一定要和权力做切割。
这三十年来尤其是最初的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在体制内,人们自然是、往往是从获取资源这个角度开始他们的创业历程的。获取资源和权力关系怎么可能撇得清,谁又愿意撇清。因此,在前期,谈和权力切割是不现实,你要和权力做切割,在中国怎么做生意,怎么实现原始积累,哪来的民营经济现在的规模。这都有理,甚至可以说,目前的格局,私有化的进程,本来就是善的、恶的、合法的、非法的共同推动的。
我们走到今天,经历了整整三十年,改革开放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近十多年积累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到让人们忧心忡忡,感到了危险,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善的、恶的,合法的、非法的共同推动的,至今还在继续推动的这个大规模私有化的进程以及成果,不能真正意义上的合法化、制度化。
我们前面讲了工商业主这个群体的规模和贡献率,后面还会讲到在今后一个蛮长的时期内,在经济下行的状态下,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在各地政府那里位置、地位、作用还会更为重要起来。但是,认真起来看,清醒着看,这个群体,这个阶层的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仍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个问题专门讲会讲得大家毛骨悚然,心惊肉跳。从宪法到实体法、到诉讼法,从立法到司法,企业家合法权益被保障的程度之低,只能是让人毛骨悚然,心惊肉跳。
还有一个更令人忧虑的事情,就是在大规模私有化进程中,另一个受益最大的阶层,党政官员、公务员,他们的“受益”不能走到阳光下面来。早期,在体制变革的前期,带有一定合理性、必要性的部分不能及时切割出去,和后面越来越疯狂,越来越贪婪,对社会的破坏作用越来越大的部分混在了一起,越来越难以切割,越来越难以得到社会的谅解,形成的新利益格局也越来越和社会的进步相对立起来。
因此,现代企业家这个起步于90年代后期,基本上在阳光下落地、生根的阶层,能够更自觉地,更快地和权力切割,坚持在阳光下生存和发展,理直气壮地争取和维护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在内的合法权利,学会理性博弈,积极参与制度建设,无论是对自身的命运,还是对这个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前途都太重要了!在阳光下站立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促进社会向良性、平稳、宽容、妥协转化。而与权力切割,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是这一切的基础,是这个阶层获得自身的主体性、获得社会认可、信任和尊敬的基础。
我们看得到,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已经有很多企业,完全把自己放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和权力结盟和苦果、恶果,虽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原始积累,但等在后面的是监狱。据我接触到的一些律师、知情人说,类似这样一些事情,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所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必须和权力做切割,不仅有必要的,更是可以实现的。
上个月,王石在腾讯以贺卫方做标杆的那一次讲到,在企业家里面,最危险的倾向是和权力的结盟,和权力的联手作恶。我同意这个判断。
我想讲的第二层意思是,其实和权力打交道,不一定就见不得阳光。我们有很多企业家,从事的专业领域、做的项目,是和政府有关系、有合作的。和政府做生意,政府购买我们的服务,完全可以在阳光下进行,绝不意味着和权力结盟,做坏事情。这个体制里面,有很多人是规规矩矩做事情,非常努力地做事情的。 我自己这20多年,有两三个时段,做的业务、项目,是和政府关系极为紧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结识了一些官员,也有更高级别的干部,彼此建立了很深的信任关系,从来没有过什么私下交易,最多就是彼此交换过书,其他的,连一个红包都没有送出去过。我认为做一个企业家,他的本分,他的本职,他的专业,就是要把企业做好,所以让企业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就是作为企业家,对于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支持。我们越多人坚持,社会的情况就会越好。
其次,我们在企业内部做的努力,也是能够给和平转型贡献价值,创造条件的。
我们在企业内部做的事情,是可以和参与推动社会转型结合起来的。譬如,我们在企业内部遵守法律,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要求做事,讲求契约精神,尊重契约合同。我们在企业里能够有这样一种意识,有这样一种坚持,强调这样的观念,企业也就成了公民的训练场。
很多人可能会说,这很不切实际。企业选择了不同的行业领域,员工原有的水准,社会阶层、文化素养、原有习惯,一定程度上都会约束我们的追求,但是,只要我们有这个意识,愿意把它作为一个努力和坚持的方向,多坚持一下,就可能得到意外的惊喜,甚至会成为你企业的一种特别的凝聚力。我们要相信,无论是契约精神,还是现代公司的治理,还是对于个体的尊重,对于年轻人灵魂自由和人格独立的鼓励,等等,这些东西,由于是非常人性的,就会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尊崇。这里面也应着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理儿是相通的。
我们在这里说,坚持很重要!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关系到我们有没有坚持下去的本钱、动力和耐力——那就是我们自己要非常自觉和努力地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留心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企业家朋友,大家一起做协会,一起做公益,一起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会觉得他很可亲,很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可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到他的企业里去,尤其是和他的企业有更深交往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他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还是一个小皇上。而这些“小皇上”一起做事情,无论合作一个项目,还是在一个协会里,关系密切了,做的事情多起来了,各自的一些习惯就会自然流露出来。这也是很多企业家组织,时间一长,所谓的“政治”、人事纷争就出来的原因,很多让人不喜欢、不舒服的东西,便会积累起来,搞得非常热闹。
现在还很有那么一些企业家,认为学习党的那一套,加强组织,掌控团队,管理员工,非常实用。更有人在学习和琢磨毛老人家的驭人术。这些东西怕是和做现代企业,尤其是大量用年轻人,企业团队和员工的创造性才是核心资源的企业,难以相容,长期坚持,怕要付出代价。
凡此种种,无须列出,要说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如果还愿意成为企业家的人,还愿意对社会转型做些事情的人,真要面对的,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其实是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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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翠竹,无非正道;郁郁黄花,尽是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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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yen
[头衔]站长 [经验]6019025 [等级]大主帅 [发帖]2789 [回帖]1777 [登陆]2388
[发表时间]2013/8/14 16:56:35 [1楼]
企业反省的四个层面
改变自己,不仅是要有意愿,要把自己放到自己对面去,还要有能力,自己看得见自己。能看得见自己,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能改变自己,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我们做企业的,每天要去面对那么多内部、外部的事情和压力,有时要瞬间做出反应。支配我们做出第一反应的,往往是藏在很深的骨子里的东西,那才是第一反应的支配力量。
我是想强调,改变自己,对于一个有了一定业绩的人,对于一个成年人是件太不容易的事情,哪怕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愿望,有这个自觉,非常努力,非常虔诚,也会被我们自己制住的。但是,我们是怎么长大的,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怎么被洗了脑的,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什么变的,我们自己知道!更重要的是,我们面对了怎样的变化、变量、节奏,我们知道;我们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期待、使命,我们知道。我们只要不想回避,不想逃之夭夭,还想有份担当,还想有份坚持,就必须从改变自己开始!
我们必须在对付自己上,好好想点办法。我自己用着一个办法,说出来大家分享。我把自己分成四层,严加看管。自己给自己设个关口,就是能够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不要那么相信自己,要习惯慢半拍照照自己,慢半拍反省自己,给自己留下个半拍的余地。
我分了这样四层——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平常说了,做了,办了的,这是一个完全调动到了外部的层面,我管它叫“外”。这个层面,只要坚持反省,接受启蒙,勤于训练,关注成长,是比较容易看到,也比较容易调整和校正。
第二个层面,我管它叫“心”。其实,往往我们做出来的事情,并不是自己心里想的全部,心里还搁着一部分。我说要“自觉”,就是一定要自己看得见自己这一部分,把它和外在的那一部分放到一起去看看,到底为什么它还在里面藏着,藏在里面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对“外”出来那部分有什么影响。总之,要有很好的自觉。
第三个层面,是脑子,是观念。我们在观念上的自省是非常重要的。哈耶克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它也会继续改变着今天的世界,塑造明天的世界。我们要非常努力学习。了解观念的变迁,知道新的,也了解旧的。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处理没有问题,事儿、理儿都摆在那儿了,也逼到那儿了,往某个方向上使劲儿最是顺手,等等,你可以找得出很多种理由和支持,但这时还是要从观念上考量一下,表面上看起来很合理、很顺畅的东西,会有观念上的问题藏在其中。而这种问题,最会造成开倒车的,一旦存在,滑入惯性,就不是小问题。
最后的那一层,也是最隐蔽,最危险的一层,那是我们骨子里头的东西。这几十年来,教育实际上是很成功的,洗脑也是很成功的,我们真正能够识别出自己骨子里东西的时候,首先会让我们自己吃一惊的,趴在自己骨子里的东西,可能是我们早早就自以为解决了的问题,是自己坚决反对的东西,坚决摒弃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还有能力从更深的地方去关照自己,识别自己,是对自己能力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改变自己,是我们作为企业家参与和推动社会转型,所面对的很多很多问题,很多很多的困难当中,最难、最难的一部分。我们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清醒的意识,从自我改变开始,从自我启蒙开始,从自我训练上下功夫,恐怕很难做得到持续成长,与时俱进。您可能说,我们干嘛要活得如此费劲儿。你要问出这样的话,我就马上说,罢罢罢!!!一连串的罢罢罢。因为,在目前条件下做一个中国企业,你已经选择了一个高难度动作,你还要大晚上的,到这里来听企业家如何参与和推动社会转型,你本身就是一个“费劲儿”不省心的人了,宿命如此,就不问了;在路上了,就不问了。
最近几年,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投身公民社会建设的企业家们的身影。在这些方面,近十年来,每隔两三年,都有非常多,非常大、非常可喜的变化和进步。可以想见,今天在座的中欧同学也一定是这方面的积极参与者。正和岛的很多企业家都是这方面的积极参与者。我们可以告诉社会,不光在企业里,在企业家里面,也在我们的员工队伍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年轻朋友。13年来,在我做公益的过程中,碰到过太多默默无闻,努力做事的人。他们让我觉的这个世界很温暖、很美好。
我们的企业家要亲力亲为的做一点公益的事情。我们把做公益,把社会建设,把公民社会发育,和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公民,完成我们的自我启蒙、自我解毒、自我训练,放到一起去做,这样对我们自身的改变,会起到激励的作用,让我们更容易坚持,走得更长、更远、更好。
以上是我对企业家如何参与和推动社会转型这个问题的基本回答。我们要把企业做好,要把我们的员工带好,在做好企业的同时,使企业成为我们自己,我们员工做一个好公民的训练场。我们还要积极参与到对社会发育和建设有意义的公益活动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也是最难的还是改变自己。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把自我启蒙,自我解毒,自我训练和自我成长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去做。
企业家最不能干什么?
我最后要说的一个问题是,在社会转型期,企业家最不能干什么?社会转型期,我们能干什么、怎么干上,可能有很多很多种选择,只要大体的方向,追求的东西,确实是自己想要的,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得蛮好。可是,我最想说说的是,在社会转型期,企业家最不能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我想第一就是坚决不和权贵结盟,干不利于社会转型的事情。第二呢,就是不参与群体政治恐惧的制造、传播和蔓延,不在其中推波助澜。
前不久,我弄了一个“退岛声明”,退出来以后,又在这里、那里大声说话,点着人家的名字说话,很不通人情事理。认识我、知道我的人,觉得有点突兀。最近来找我的记者说,要想把你弄弄清楚,好像很困难,怎么搜都搜不到多少东西,连张照片都难找,而知道你这个人的圈子和人似乎又很多。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个只干活不大说话的人。我做了20多年企业,同时兼做了13年公益,做的公益项目,也是人们认为和办企业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很自然,就这么一直做下来,很恒定的。我有变化,周边朋友,看得比较清楚,主要就是这半年。这半年,我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要说话了,一定要说话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放在最后一个问题里说说。
刚才有朋友问,这和柳传志提示“在商言商”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柳传志说“在商言商”,其实有另外一层话在里面,他主要是指,不要去说现在让政府不高兴听,不愿意听,不让说的话。我觉得他说的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什么“在商言商”。因为在商言商,不需要用这种方式说,也不需要在这种地方说。
刚才讲到,我们最不能干的事情,就是和权贵结盟,做不利于社会转型的事情。在这上面,我很敬重柳传志。他多年坚持,专心致志,好好做企业,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对柳传志很敬重、很敬佩。柳传志他们这批企业家,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时间越长,走到今天的企业,越不容易。不管多么不容易,他坚持了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创造了骄人的业绩。
为什么点名批评柳传志
我此次对柳传志点名批评,确实犯“大忌”,企业家中有一个默契,彼此不批评指责。企业家要心疼企业家。办企业有多难,我们是身在其中的人,无论各自选择了什么,走到了哪里,彼此不指责,不攻击、不批评。我认可这种默契和限制。我特别指名道姓批评柳传志是明知故犯的,原因就是前面我说的第二点,我们不能够在群体性政治恐惧的传播和蔓延上推波助澜,我这次对柳传志最大的意见和最大批评仅在这里。
我为什么这样说,这样做?
中国的现代企业家阶层,是一个正在成长,成熟,越来越看得到他们的进步,听得到他们的声音和脚步的阶层。他们能够做得到刚才说的那几条,脚踏实地去做,那就是在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并会是越来越强大的中坚力量。我以为,那就是尽到了本分,尽到了责任。但是,就是这份承担,也不是用“在商言商”概括得了的。很多方面需要有担当,不见得说的、做的都是政府愿意听的。联起手来,通过理性博弈,维护自己的权利,参与制度建设,跪着是做不来的,哆嗦着是做不来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特别希望中国企业家阶层里面,站出另外一种人来,再往前走一步。这不是要求谁,谁也要求不了谁,谁也没资格要求别人做什么,每一个人是要听一听自己的内心,是否还有一种呼唤。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确实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中国社会转型,沉重而艰难,我们甚至感受到了一种威胁,一种倒行逆施的威胁,这种特殊、沉重、艰难和威胁,在发出一种呼唤。我们要静下来问问自己,是否感应了这个呼唤。
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怕慢,尤忌快,不能接受的则是倒行逆施。三十年来,尤其是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以来,中国社会到哪里去,是有了方向性和目标感的。不争论可以接受,体制的、制度的滞后接受了,一党专制、不到半个宪法接受了,但是,绝不要指望这个已经能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读什么书,上什么学,在全世界范围内走来做去,选择自己听什么,信什么的人们,还接受逆转,接受只比那个邻居大点儿,这太荒唐了!
这次我和好几个媒体的记者说了同样的话。我说,这半年来,尤其是四月份以后,我们相当多的一批人,相当层面的一批人,做出了大致相同的判断,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我们大概都感觉到了危险。什么危险?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走到今天,仍有可能进入一种倒行逆施的状态。而这种倒行逆施,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遥远。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经营的这些年,已经揭露出来的这点东西,离我们太近了,太丑恶了,太严酷。对我们民营企业家来讲,无论如何都太残酷、太现实了。
我们仍面对着大量以暴易暴的事实,以暴易暴的倾向,以暴易暴的味道。我们甚至不敢相信控制着国家机器的人们,不会再以极端暴力的方式去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感觉到这一切还没有最终固化。似乎还在试探,各个方面都在试探,除了试探,也有无序,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失控,人们听到的信息是纷乱的。对我们做企业的人来讲,对关注中长期投资的人来讲,认认真真地去思考和品味这半年多来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是件极为自然的事情。
呼唤公民企业家
我们是不是还能再有一些人,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再更多一点承担。这种担当也许会超出企业家的责任?不仅仅是企业家的责任?是同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吗?我认为企业家不同于公共知识分子,很难放在一起,同时承担这两种角色。秋风说是君子企业家,对于传统文化有一定了解的,可能会想到“士大夫”。几乎同时,我在我的微博上看到了王巍的一句话,让我眼前一亮。我觉得这是我想说的。我记得是刘胜军说,向王石、王瑛,这些告别了犬儒主义的企业家致敬。王巍跟在后面说,我熟悉这两个人,他们从来都不是犬儒主义。他们是公民企业家。“公民企业家”这个提法太好了。这就是转型时代和社会现实呼唤的东西,呼唤企业家阶层的一种特别的责任感,它完全可以用公民去界定和诠释。
在这里,我读一段从百度搜索上抄下来的关于公民的定义:“公民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等相对,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公民政治权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它包括以下的内容:公民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政治参与的基本条件是知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也许有人会说,你可不要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当真,对不起,我是一定要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当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除了是一个企业家,还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此时此刻,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个称谓认一会真。
认真做什么,我建议大家关注三件事情:
第一,每个人要以自己能够承担为限,去说话,去做事情,非常清晰地告诉某些人,某些力量,某些势力,这里存在着一条社会底线。这条底线就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的行动,一个一个的声音铸成的。它是一条底线,你们是不可以随便触碰的。倒行逆施是不可以的。
我认为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执政的几年,是没有在重庆看到这条底线的。我不知道究竟是他们太疯狂,还是由于我们做的不够。我同意王石那句话,我们在那件事情上,是看着后怕的。那天王石打出贺卫方的照片,说:“和他比,我是犬儒了,我软弱了。” 王石说出这句话,让我极为敬佩,我认为是标准变化了。他还说了这样一句,当出现了倒退、倒行逆施,我们要能够说不。我认为这是一个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做出的反应,也能做出的反应。
我希望看到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和王石站在一起,因为只有那个地方站着的人越来越多,那个人才是安全的。如果让他一个人站在那里,我们就是把我们企业家当中,能够挺身而出做公民企业家的人放在了危险里。
说到危险,我这次跟来采访我的记者说,我做了13年的公益,和人文有关,和NGO有关,和公民社会发育有关。可是,并没有被谈过话,被喝过茶,也没有被关过小号。三十年来,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做事的空间是有的,只要是一心一意,认认真真,用心去做,动脑子,用智慧,这个空间仍然是有的。
可是这半年,我也觉得确实是有不好、不详的感觉了。可是,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给自己加一条,要说话,我一定要说话,说话也是做事情。我能够保证是,我想的,说的,做的,是一致的;凡属我想的,我做的,我说的,没有秘密,谁要是因为我这么做事情,就要把危险施之于我,我认为他们比我更危险。
两个博弈机制建立
另外还有两件事情,是两个博弈机制建立。
如果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能有来自社会的足够压力,加上经济下行会出现的问题,我们是否还能寄希望于体制内的改革派,能够在上、下之间,在上层的不同力量之间形成博弈机制,这关系到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格局。这样的一种格局,我认为可能对于摆脱以暴易暴,创建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有好处。
在经济下行的条件下,中央、地方会出台很多政策,会开始向民营经济倾斜,地方官会向民营企业家伸手、张嘴,看起来好像是机会,可是请大家务必注意,这可能是危险,是陷阱。如果按照以往的习惯,看到政府给政策了就上,伸手了就给,也许就陷进去了。我们彼此要联起手来,多动动脑筋。
机会不是机会,而是陷阱;陷阱不一定就是陷阱,是看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起一种博弈机制,把它变成商机,有没有条件可谈,有没有保证到位。这些方面需要企业家们在行业协会的平台上既自我管理,又能联合起来和政府谈判和博弈。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唯一开出时间表的事情,就是行业协会交给企业们自己管理,如何管理好,用好行业协会的平台,学会理性博弈和制度建设,既是企业家自身利益的维护,也是商业环境的改善和建设。
而无论是建构共同底线,还是推动这两个博弈机制形成,都不可能靠一群吓坏的人去建设。
我这次之所以不能接受现在说的“在商言商”,因为我们根本做不到在商言商。我们被裹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的时空条件下。我们只要还不走,还不逃走,对这个地方还寄予希望,要留下来,我们就得去努力建构这条共同底线上,就得努力在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的法律保护、制度保证上做一个积极的建设者,就要在“两个博弈机制”的形成上花心思,下气力。我们要改变原来习惯性的一些想法和做法,要重新调整好自己,去应对我们从来没有面对的局面,我们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可是这里面的底气却是我们的胆识和勇气。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是企业家,也是公民,这是两个可一起承担的角色和责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青青翠竹,无非正道;郁郁黄花,尽是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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