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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诗人与诗心 八十多年前,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教育理念:“以美育代宗教”。《大学诗词写作教程》是一门讲写作实践的课程,但其本质是美育。希望同学们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不仅能掌握诗词的平仄、格律、章法,更进而对中国古人高雅的审美旨趣有一通盘之了解,而最终能够传承中国古代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 我国文学导源于《诗》三百零五篇。当春秋之时,赋诗言志之事盛行于朝聘盟会之间,贵族子弟皆以《诗》为必修之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即此之谓。《诗》中《雅》、《颂》之部,除少数篇什作用有别,其馀多为朝廷郊庙乐歌之词,自古迄今未有异论,而国风一百六十篇,论者颇有以为皆出自民间。如近代说《诗》者多认为《关睢》是当时民间自由恋爱之诗。对于这个问题,钱穆先生指出: 《诗》不云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当时社会民间,其实际生活状况,曷尝能有琴瑟钟鼓之备?又如《葛覃》之诗,曰: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当春秋时民间,又曷能任何一女子,而特有女师之制乎?故纵谓二南诸诗中,有采自当时之江汉南疆者,殆亦采其声乐与题材者为多,其文辞,则必多由王朝诸臣之改作润色,不得仍以当时之民歌为说。 我国现代著名学者朱东润著有《〈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 一文,也证明《国风》一半以上为统治阶级之诗。而那些不能明确证明为统治阶级所作的诗,依理推之,也当是贵族所作,或经贵族整理。盖民间歌谣自古即今,其形式莫不简单,措词莫不直率,而又不忌鄙俗,如钟敬文先生所引客家山歌: 门前河水绿飘飘,阿哥戒赌唔戒嫖。 说着戒赌妹欢喜,讲着戒嫖妹也恼。 桃子打花相似梅,借问心肝那里来? 似乎人面我见过,一时半刻想唔来。 即春秋当时来自民间之歌谣,如 既定尔娄猪,曷归吾艾豭(古音读如呼) 亦与《诗》三百篇大异其趣。两千多年前编定的《诗》三百篇,其文学价值之巨大,内在意蕴之丰富,竟是后世任何民间的歌谣所无法比拟者。若说这些诗篇是产生自民间,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反对《国风》是贵族文学的论者,多以《国风》中出现了很多劳动场面为据,说《国风》作自奴隶农夫。这是不知周代的社会实际,徒以西方奴隶社会说去想象中国的结果。实际上,在周代,农业生产方式是集体劳动,上至天子、下至列士,都要参予农事,中国古代的贵族,和西方中世纪“流血不流汗”的贵族完全不同,他们是亲身参予到劳动中去的。另外,遇有重大祭祀,从天子到普通贵族,从后妃到普通贵族妇女,都会亲身参予劳作,准备祭品。这些,无论是在《左传》、《国语》以及《礼记》中,都有大量的史料记载。 又凡诗中描写民间者,并非直事铺陈的赋体,乃是有比兴的意义在的。比如收进中学语文课本的《伐檀》,其意义是“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毛诗注疏》)而并非是什么“劳者歌其事”的诗篇。诗的字面意义,并不代表诗的真正意义。《国风》中所有从字面上理解是男女相悦之辞的作品,其实皆别有怨刺之含义,故而在周代,才由王室出面,把它们谱以特定的乐调,施之于特定的场合。故知《诗》三百篇,贵族之文学也。 惟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统治阶级不再能够承担本应由他们所承担的高贵与责任,这时候,一位伟大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孔子。孔子招收学生,向他们传授本来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学习的诗、书、礼、乐、射、御等课程,并通过言传身教,让学生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美德。从此,知识和美德的内在丰盈,塑造出一个全新的阶级——士大夫阶级。或者,用孔子的话来说,是大人、君子。他们凭借着知识和美德,成为诗国文化的奠基人和实际建筑者。他们是真正的贵族,但不是NOBLE,而是NATURAL ARISTOCRACY,即不是依靠出身,而是依靠知识和美德而高贵的自然贵族。不论是在位的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还是失位的屈原、李白、杜甫,他们都是士大夫。中国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不是来自民间的草根文学,而是打着深深士大夫烙印的雅文学。 其实,在新文化运动以前,《诗经》产生自民间说从来就不占主流。认为《诗经》产生自民间,其说昉自汉代。汉代人最早提出所谓的采诗之说。最有代表性者,为东汉公羊学家何休。他在《公羊传解诂》中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南宋朱熹据何休说而信之,认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传序》) 然而,公羊家注经,多以“六经注我”,大半不足凭信。即以此采诗说而言,究竟是何人采诗、在每年的什么节令采诗、采诗的方式究竟如何,这些汉代人各家说法都不相同,甚至有同一人的说法前后不一,由此可见,古代并无采诗的定制,更没有明确的证据,各家皆是臆测,这才有关于采诗的纷纭众说。 汉初说诗者有齐、鲁、韩、毛四家,均没有从民间采诗的纪录。在汉代以前的典籍中,也根本找不到从民间采诗的记载。相反,倒是《国语》中两次提到,是“公卿至于列士”、“在列者”献诗: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周语) 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公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祆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晋语六) 《国语》产生的时代甚早,远比汉代人说史为可信。又毛公传(zhuàn)诗,去古未远,皆为先秦古说,阐述《诗》三百在周代的政治功用与其真实意义,确然不移。然而,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胡适为首的一批人,出于政治需要,完全回避这些对他们不利的证据,在学术上大搞造假运动,这才树立起诗产生自民间的“新文学传统”。 不仅如此,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还通过概念偷换,大搞逻辑游戏,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比如鲁迅就说:“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保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诚然,自有生民以来,即有随口而歌,自然成韵的韵文,但那些韵文只能算歌谣,不能算作是诗,也不能认为是文学。说一件东西的源头,当然要从它具有成为这个东西的性质的阶段开始说。江河不捐细流,细流和江河都是水,因此可以说江河起源于细流;人体是主要是由碳水化合物组成,但我们能说人类起源于碳水化合物吗?显然不能。因此,中国文学的源头,只能从《诗经》算起。 袁宝泉、陈智贤二位先生积二十馀年研究之力,考辨《诗经》民歌说,得出如下结论: 1.先秦并无采诗的记录。自民间采诗的说法起源于汉代,它是受汉武帝设立乐府采诗的影响而产生的。 2.司马迁和齐、鲁、韩、毛四家研究《诗经》的专家,都一致认为《诗经》的作者们为“圣贤”。这表明汉初学者的明确见解,即《诗经》并不是什么“里巷歌谣”或“民俗歌谣”。 3.根据现有的材料进行考察,《诗经》里能够找到之作者,他们均为奴隶主贵族及其亲信,而没有一个是“民”,这一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合乎逻辑的推论是,《诗经》全部是“圣贤”亦即贵族们的作品。 4.逸诗的水平不及《诗经》,而本文(按指《〈诗经〉民歌说考辨》一文)中所引逸诗的作者有周天子、诸侯、大夫等等。风诗是诗经中艺术水平之最高者,如果认为风诗有平民或奴隶创作的民歌,那就无异于承认劳动人民中有生而会作诗的天才,他们没有或仅有较低文化水平,却能够写出艺术造诣很高的文学作品,以至天子、诸侯、大夫等人的作品都无法与之比肩,这显然是有悖于常理并不符合实际的。 5.朱熹是力主风诗为“民俗歌谣之诗”的。《诗经》民歌说到了他已趋定型。但统计与分析表明,他在解诗时大多沿袭和引申汉儒的说法,并无多少创见。朱熹关于“民俗歌谣”说,是经不起推敲和检验的。 袁、陈二位的论述,见诸他们的专著《诗经探微》,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看。 综上所论,吾国文学传统,实即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之传统。中国光辉灿烂的诗国文明,是士大夫创造出来的。汉之大赋、汉魏六朝之古诗乐府,唐之诗、宋之词,莫不如此。惟元曲悖离此一士大夫文学之传统,故元曲之文学价值不能与唐诗宋词相比。今人可诵唐诗宋词名篇无数者,问能诵元曲否?职是之故,我们这门课上只讲诗词,而不会涉及曲的写作。 所以,在这门课上,我们提出,学习古典诗词,就是“要承传高贵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艺术审美情趣。其价值倾向,无疑应该是否定低级而宏扬高级,否定丑恶而颂扬美好,否定卑劣而礼赞高尚;否定庸俗而倡导高雅。” 因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旨趣就是走向高贵和高雅。如同科学和自由是人类永不停息的追求一样,高贵和高雅也是人类永远心仪的生存佳境。否定这一点,那就是自甘堕落。而我们半个世纪的文学遗产研究,恰恰就一直存在着这种可悲的堕落。” 当代诗词的创作,也一直就存在着这种可悲的堕落。 当代诗坛有这样三种人:第一种人没有任何思想,一辈子习惯听话,香港回归了,他就写一首七律,澳门回归了,他又写一首七律;神五上天了,他就填一首词,神六上天了,他又填一首词。从来没有属于个人的见解和情感,他们的一切作品,都是新华社社论的韵文体。第二种人,他们倒不会像上述的人那样,他们的诗倒是涉及到一些个人的东西,整日价吟风弄月,在网上遇一个美眉就填一首词,遇另一个美眉又填一首词,然而其情既不真,其志又伪,清代的金应珪把这种人写的东西叫作“游词”。诗词绝不应该是一种精巧的玩具,真正的诗人,是要把生命作为祭礼奉献于诗歌的。第三种人,他们的作品往往能关注到社会的不公、关注到民生的疾苦,但是,他们的诗作并没有经过情感的醖酿,他们就像一个有良知的新闻记者,揭示出一些别人不敢、不愿说的东西,依然不是真正的诗。正如白居易的那些新乐府,同样不是诗,而是韵文体的报告文学。 要学写诗,首先要做诗人,要做一个追求高贵和高雅的人。 然则何谓高贵?何谓高雅?请试言之。 丰子恺先生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 这里所说的宗教徒,非必要信仰某一具体的神,而却必须要有信仰。夫惟有信仰者最高贵。爱因斯坦亦谓: 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庙堂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末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 而普朗克,也正和爱因斯坦一样,是因为信仰而探索的科学家,也是真正的高贵者。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云: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已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此Idea,即王国维之信仰,王氏因此Idea而殉身,真如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文》中所说“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凡有真信仰者,其人格必具以下之特征: ①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这句话出自屈原的《橘颂》。我以为这八个字,是高贵灵魂的最基本的特征。诗人应当主动把自己与世俗的人们区别开来。他们从不摧眉折腰事权贵,他们从不像普通人一样,只要“每顿桌上都有肉”就满足了,他们更不会迷惑于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们有狷介的个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特立独行,不同流俗。庄子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似此,可为真诗人,可谓真高贵。不仅如此,在一般人的眼中,他们甚至可能是病人。蓝棣之先生说过,“一切文学经典都是有病呻吟”。苏珊•桑塔格说:“像克尔恺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热内——以及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之所以在我们中间建立起威信,恰恰是因为他们有一股不健康的气息,他们的不健康正是他们的正常,也正是那令人信服的东西。” 楚之灵均、晋之元亮、唐之太白,莫不如是。《离骚》有云:“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这样的人格,便是真诗人的人格,这样的人生态度,便是真诗人的人生态度。 ②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闻一多先生曾说过,“诗人的最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钟敬文先生说:“诗人的第一件功课,是学习怎样去热爱人类。” 诗人永远会把全人类的苦难当作他自己的苦难。在诗人的身上,不可或缺的是悲悯情怀、忧患意识。老杜穷饿潦倒,而一饭未尝忘心家国,这是后世要尊之为诗圣的原因。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字里行间,皆是一种伟大的人本情怀,故而诗仙不朽。清代大词人陈维崧的《贺新郎•纤夫词》云: 战舰排江口。正天边、真王拜印,蛟螭蟠钮。征发棹船郎十万,列郡风驰雨骤。叹闾左、骚然鸡狗。里正前团催后保,尽累累、锁系空仓后。捽手去,敢摇手。 稻花恰称霜天秀。有丁男、临歧诀绝,草间病妇。“此去三江牵百丈,雪浪排樯夜吼。背耐得、土牛鞭否?”“好倚后园枫树下,向丛祠、亟倩巫浇酒。神佑我,归田亩。” 这首词描写清圣祖遣兵讨伐吴三桂,清廷征发壮丁服役的生离死别的场面。词的上片写抓壮丁的原因、真王拜印的声势、里正的横行。真王拜印,用韩信的典故。韩信平地齐地以后,写信跟汉王刘邦要王位,但说得宛转,他说齐人伪诈多变,不给我一个假王的称号镇抚,其势不定。当时汉王被楚军围困,日夜盼望韩信遣兵,没料到韩信在这样的情况下竟和他讲条件,极为生气,但他的谋士张良、陈平劝他:“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读去声)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于是汉王又骂道:“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这里指的是率军讨吴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简亲王喇布等。蛟螭盘钮,是指王印的印鼻上雕刻着蟠龙。而下片则写一个丁男与他的病弱的妻子分别的言语。“此去”以下三句,是妻子的问话,“好倚”以下四句,则丁男嘱咐妻子的话。这首词没有着任何议论,全首只是客观叙述,而作者的态度尽在不言之中,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之所以然者,就是因为词人寄托了一腔悲悯的情怀。 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诗人、高贵的灵魂都像龚自珍的诗铭所说“之美一人,乐亦过人,哀亦过人”。他们比常人的情感要浓热真挚得多,且对于自己所信仰的Idea极其执著。此一Idea托于家国,则为“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托于爱情,则为“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鲁迅谓爱情当“执著如冤鬼,纠缠如毒蛇,二六时中无有已时”,惟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才具有真正高贵的灵魂。那些情感冲淡的王孟一类的诗人,其实不是诗人,而是散文家。而这种哀乐过人执著到死的天性,实即尼采所谓的酒神精神。事实上,也惟一具有这样激烈的天性,才可能对于生命的终极意义有着探索之欲望,也才可能最终获得信仰。那些贿神求福的假宗教徒是永远不会如此的。我们可以举弘一法师为例。弘一法师中年以后剃度出家,持律极严,堪称一代名僧,而早岁词作《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云: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 可见其性情之激烈、人生欲望之强烈。而惟有人生欲望如此强烈之人,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既明何谓诗人,更当明何谓诗。钟敬文先生说得好:“由于心脏的搏动而咏唱出来的真理,是诗。” 这里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诗是诗人内心激情的外在体现。诗是火,是岩浆!内心种种激情的冲突,总有一种激情战胜理智,最终让你不得不拿起笔来,只有这个时候,你写出来的才可能是真正的文学经典。写诗根源于心灵,正如《毛诗大序》——中国最早的一篇文艺理论经典——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心灵是诗歌的惟一的源泉,社会生活只会起到感发心灵的作用,本身并不是诗的源泉。诗不但是心灵的产物,更是个人主义的产物。诗,一定要写个人内心所独有的东西。没有独立的人格,自然也就不会产生真正伟大的诗歌。唐代白居易所谓的“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著”,是根本不懂诗歌的本质的一种说法。可悲的是,这种说法迄今仍谬种流传。 第二层含义,诗是要咏唱的。因此,诗的意境就要追求深远,诗的情感就要追求深婉,不能像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所说的,诗要“质、径、直、切、顺”,恰恰相反,诗是语言的语言,要求的是极致的美感,绝不可追求老妪能解。有一项对海外华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海外华人中间,最受欢迎的诗是李白的《静夜思》。于是有论者以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是最好的诗,因为它最通俗易懂,群众基础深厚。然而,一千个无知加起来不等于一点点的有知。在中国诗词漫长的河流中,这首诗只能说是一粒沙,连浪花都说不上。在李白的作品当中,这首诗也是极其的平庸。试想,如果李白只写这样的诗,而没有《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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