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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推荐] 大众文学的系谱
[作者] wonyen [发表时间] 2003/6/21 21:53:04  [回复] 6  [点击] 6875

 [作者] wonyen   [头衔] 站长  [经验] 6019025  [等级] 大主帅   [发帖] 2789   [回帖] 1777  [登陆] 2388
[发表时间] 2003/6/21 21:53:04  [楼主]
标题: [推荐] 大众文学的系谱
 
                        大众文学的系谱
  
    伴随着大众社会的来临,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于大众文学的研究一时也就成
了当下的显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学研究必须关注文学实践
,而今天,至少就众多受众而言,大众文学已经成为最为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但
是何谓大众文学?我们今天的大众文学与古代的民间文学是否存在着历史联系?未
来的大众文学将走向何方?我们也许还缺少一个有效的系谱学分析。而这种分析本
来应该是相关研究所由之出发的基本条件,或者至少是必须参考的语境背景。举例
来说,假如我们无法厘清古代的被称为通俗文学的那些民间文学与今天被称为通俗
文学的那些文本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也许就会对自己坚持某种精英主义的立场感
到心虚:谁知道金庸在百年之后不会被认为是另一位施耐庵或者曹雪芹呢?事实上
不少学者教授现在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先知式的预言,例如北大严家炎教授著名的
"文学革命论"。本文尝试着结合布迪厄文化资本和文学场的理论,对中国大众文学
的历史发展及其各自特点进行一番力求宏观却难免会非常粗疏的扫描,希望为相关
分析提供一个可资选择的话语平台。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假如我们将拥有大量读者、在客观上迎合了一般人特别是
下层百姓需要的文学暂且称之为大众文学,那么,伴随着它所占有的文化资本的不
同,大众文学经历了一个从古典时代的民间文学到现代的通俗文学,进而发展到今
天正方兴未艾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性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大众文学被
赋予的文化资本的递增,它也由边缘逐渐不断接近文学的中心舞台。并且,这个过
程并没有终结,它正在继续进行之中。
  一
  让我们先从民间文学说起。作为古典时代的大众文学的主要形态,民间文学与
现代通俗文学有着几乎完全不同的精神品性。几年之前,笔者曾经观察到这样的现
象:"现代文学的健将之一郑振铎先生著《中国俗文学史》,他指出俗文学有六大
特征:一、是大众的;二、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三、口传的,流传许久方定型的
;四、新鲜的但粗鄙的;五、想象力是奔放的,不保守,少模拟;六、勇于引进新
的东西。拿琼瑶的随便哪部小说一比较,不难得出结论:这六大特征除了第一点外
,其它五点已经很难规范我们时下对俗文学的理解了。"[1] 当时笔者将此问题简
单的归因于某种历史主义的视角问题,也就是以一代有一代之通俗文学史观的日常
见解,将此问题悬搁,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古典时代的民间文学与现代通俗文学的断
裂性巨变。实际上,笔者当时只是站在今天的通俗文学观立场上对古典时代的大众
文学进行了一番胶柱鼓瑟同时也是南辕北辙的梳理。我们本来必须要做的是把民间
文学还原到它所赖以生长的历史语境之中,而不是满足于使用时髦的名词标签来编
码它,使它背离自身,从而成为我们受制于现实语境的意义共同体的奴隶。
  将民间文学还原到它原先所处的文化空间的位置中去,就意味着将它作为与主
流文学相对立的异端文学加以考察。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的大众文学与正统文学的
界限更多的表现为文类的分野。古典文学的符号秩序是按照文类的尊卑来排列顺序
的:诗与散文高踞上层,而词、戏曲和小说则屈居下层。[2] 前者是占统治地位的
主流文学,后者是处于被支配地位的非主流文学。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存在着通
俗的诗文,但是,毕竟像王梵志或者"张打油"那样的诗人只是不值得太多关注的在
文学史上影响不大的例外;同样,统治上层也并未一味排斥非主流文学,尽管像《
琵琶记》这一类宣扬正统意识形态的戏曲作品曾得到了朱元璋等人充分的符号利用
是事实,但是这仍然不能推翻戏曲小说被视为低级文类的普遍结论。[3]
  古典时代这一文学等级秩序的形成必定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儒家实践理
性可能更容易青睐诗文这类以抒情性见长的文类,而在叙事任务已经有史籍来承担
的条件下,容易滑入乱力怪神泥潭的虚构性叙事文类戏曲小说,假如不是可疑的,
至多只能是偶尔可观但是绝不入流的小道末技。诗文可以把六经视为自身显阔的祖
先,代代相传的文化习性使它对于滥觞于民间饮宴燕乐、瓦肆勾栏,并且发育迟缓
的词曲小说,拥有无可置疑的文化优先权。然而,从符号权力的观点看,诗文之所
以成为统治性文类,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构成了古典时代上层社会在某种
程度上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本。我们这里不仅仅是说在相当长历史时段里,诗文定义
了当时对文学的理解,而文学知识或文学才能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常常被视为辨
识上流社会成员的可靠标志,关键的是,在中国古典社会,诗文通过科举考试直接
与现实上的政治权力结合到了一起。盛唐起初以诗赋取士,从建中元年令狐峘开始
,有关策试开始部分采用散体文的形式,宋代最迟王安石以后,儒家经典为考试内
容,诗文为考试形式的格局基本上就确定下来,因此诗文就由此实际用途获得了词
曲小说所不敢望其项背的符号权力,尽管实际上从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词曲小说
与诗文在载道方面各有千秋,而且照后来梁启超不无偏激的小说启蒙论来看,前者
甚至还拥有更明显的优势,但是,无论如何,词曲小说只能甘于接受低级文类的历
史宿命,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描摹下层百姓的姿态情趣基础上,接受诗文文化
暴力对自己的合法强奸,并以此提升自己的文化资本:我们听到了以诗为词,以文
为词的说法,[4] 我们看到了诗词曲赋在戏曲中的核心位置,我们甚至还被迫在与
诗文距离最远的小说中不断忍受大量无关痛痒的"有诗为证"。
  因此,在此语境条件下,对于古典时代大众文学的考察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另一
条路径来进行。假如布迪厄的立场即立足之点的观点可以成立,也就是说假如某种
立场与坚持这种立场的社会行动者所置身其中的社会空间中的一定位置具有必然性
联系,那么,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古典时代的民间文学由于它在文化等级秩序中所
处的被支配的位置,决定了就其总的性质而言,不能不是正统意识形态的一个对立
面,一个异数,一个他者。换句话说,民间文学乃是一种异端文学。中国古代异端
文学的叙事首先张扬的是一种立足于自己的感官和知觉的欲望哲学。它将儒道释对
于个人出处的首要关怀,转换成对于人情人欲的美学冲动。具体地说,异端文学家
通过在文学书写中解放自己的身体,来拒绝压抑性社会对自己身体的符号控制。既
然禁欲主义在古典社会常常意味着通向上流社会的符号资本的原始积累,那么,追
求感官享受以及相应物质条件就变成了民间社会对主流话语的含蓄反抗。因此,可
以理解的是,当他们自夸:"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柳永语)"我是个普天
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关汉卿语)从而以与封建社会正相颠倒的江湖
社会的掌门人自居时,他们体会到了一种冲破人生枷锁的狂欢节化了的自由感:"
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我玩的
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
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
;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在受到史传传
统影响的非主流叙事性文学作品中,这样无由实现的欲望就被改写成了一种反叛性
叙事,虽然这样的叙事仍然可能披着各种统治性话语的合法外衣:例如《水浒传》
农民对贪官污吏的造反(披着替天行道的外衣);《西游记》孙悟空对天上人间全
部权力体系的造反(披着皈依佛法的外衣);《西厢记》对婚姻制度的造反(披着
金榜题名、奉旨完婚的外衣);《金瓶梅》对封建性道德的造反(披着因果报应的
外衣),以及,《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的深刻反思和《红楼梦》对整个封建意识
形态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总清算。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将此种异端文学与屈原、司马迁、杜甫或韩愈不加区别
地一同写进中国文学史时,我们常常可能会忽视民间文学所产生的社会条件及其意
义:由于我们不假思索的接受了现代西方的美学标准,因此,当我们把《西厢记》
、《西游记》、《水浒传》和《红楼梦》等经典化的同时,我们也可能将它们非历
史化了。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容易将载道言志的正统文学与离经叛道的异端文
学等量齐观,这样,就导致以后者的标准对前者进行系统的误读,比如说,我们可
能会夸大作为上层文化组成部分的道家和佛家对于儒家文化的批判性,而对其更为
内在的同谋性则言之甚少,我们对于庄周、司马迁、嵇康、阮籍、陶渊明、李白、
王维、苏轼等人的推重与此不无关系;再比如说,我们也可能会强调那些儒家色彩
更重的诗人们批判现实的一面,对屈原"哀民生之多艰"、杜甫"三吏""三别"、白居
易"新乐府运动"连篇累牍的颂扬,常常让我们忘记了这些诗人实际上是依靠他们另
一些在艺术上更成熟的诗篇才获得了文学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又可能受制
于现代美学视域,不能从非主流文学的视角来观照民间文学的总体性质及其局限。
这就是说,由于我们受到西方近世文学观的影响,把小说、戏剧看成具有统治地位
的文类,把文学价值的实现与对社会主流话语的某种程度的反叛联系在一起,因此
,当我们将《西厢记》、《西游记》、《水浒传》和《红楼梦》认同为古典叙事作
品中的精华时,我们可能会将这一事实自然化,也就是说,我们也许会忘记,它们
之所以成为文学名著乃是我们今人对历史的一种建构,从而对于中国古典叙事文学
整体成就的宏观评估丧失一种判断力,对于戏剧小说先天不足的弊病缺乏足够的注
意。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对于"中国小说不是诲淫就是诲盗"这样的言论不屑一顾,
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以戏言的形式道出了某种真相。再比如,我们很少有人从事一
种缺项研究,即也许除了像《三国演义》这样的例外,中国几乎没有出现类似于《
神曲》、《熙德》或《浮士德》这样宣扬官方意识形态的伟大的虚构性叙事作品,
也很少有人思考周作人把新文学的源流不是上溯到古典白话小说,而是上溯到明末
性灵小品的正当理由。
  二
  如果我们暂时越过"五四"以来文学精英们策划的一场场文学大众化运动,暂时
撇开直接得到权力场支持的赵树理们的努力及其成就,将我们的目光转移到新时期
以降的通俗文学写作上面来,我们就会注意到,大众文学已经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裂
变。
  就表层而言,与古典时代的民间文学与正统文学的区隔类似,新时期以来,除
了弘扬主旋律的主流文学之外,文学领域也存在着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的二元区隔
。然而,通俗文学已经不再像古典时代的民间文学那样处于绝对劣势,实际上,它
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高雅文学分庭抗礼。这是因为,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和文学
革命的合法化以及西方现代文学观的引进,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学场初步形成
了。新时期以前,由于启蒙叙事和救亡叙事以及贯穿大半个二十世纪的革命叙事在
话语实践中的优先性,对于艺术自主性的诉求被延搁了。但是进入后"文革"历史时
期以来,这种诉求在与官方意识形态达成默契的条件下得到了默许。与此同时,随
着受教育人口的极大增长,一个比较稳定的图书市场已经初步形成。这样,我们可
以看到,文学场内部,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结构特征。一极是继续追求文学自律的精
英文学或先锋派文学,这种写作不断地以各种命名策略,例如"文化寻根派"、"新
状态"或者"断裂"派,来彰显自身的存在,并试图通过声称自己忠于文学自身的游
戏规则,来控制文学的定义与标准,同时利用由此获得的文化资本对其他两派作家
加以合法排斥;一极是与主流话语保持高度一致的宣称为人民服务的写作,这种写
作得到权力体制的支持,更容易被评为"五个一工程",被改编为大型电视连续剧,
被授予各种来自官方的奖项或其他荣誉。显然,此种写作拥有某种政治资本;最后
一极就是通俗文学写作,金庸、二月河们的话语权力来源于他们庞大的读者群。在
数量常常决定了质量的消费社会,通俗文学依靠自身巨大销量所带来的经济资本,
正在试图推翻高雅文学对于文学理念的垄断,试图把经济的逻辑强加为文学场自身
的逻辑。
  上述三极写作的叙事策略当然各不相同。就本文关注的雅/俗文学而言,其各
自基本立场与古典时代的正统文学/民间文学的写作姿态完全不同。首先,我们要
说明,与古典时代的正统文学"文以载道"为统治阶层提供合法化辩护有异,高雅文
学的主要特征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权力代理人持一种批判、质疑和否定的立场。要
详细认识这一点,我们还必须先考察文学在话语场中所处的位置。由于中国现代(
高雅)文学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横向移植过来的,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
下西方文学场的形成。作为文学场的核心因素,文学自主性观念的确立实际上是对
于文学危机的一种回应。19世纪以来,以报纸为先头部队的大众传播媒介进入话语
场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活动,顿时使得文学的合法性出现了问题。在此之前,由于垄
断了表征领域的话语权,文学拥有无可置疑的雄厚的文化资本,因此,高雅文学与
官方意识形态具有一种同谋关系;在此之后,文学被逐渐边缘化,文学叙事的合法
性不再是由其叙事特性所规定的了--因为对芸芸大众而言,文学的叙事能力显然无
法比得上更真实、更直观、更感性、更接近人的大众媒介,而是由其文学特性所决
定的。文学性即文学的形式被置于文学问题的中心,也就意味着对文学表征内容的
某种排斥。文学当然不可能不包含一定具体的叙事内容,因此,这种排斥就表现为
对此叙事内容的某种价值中立,例如福楼拜对于包法利夫人感情上的超然立场;有
时又通过对某些程式化叙事的改写来提醒人注意文学写作的文学性,即关心的是文
学是怎样写的,而不是写了什么,例如罗布-格里耶外表上像是侦探小说的《橡皮
》;有时还通过对于传统上被认为是文学禁区的内容的描写来突显文学形式化腐朽
为神奇的炼金术,例如波德莱尔以华美的笔触来描摹传统上认为是颓废生活的《恶
之花》。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文学场的诞生、文学自主性的合法化赋予了文学一
种反叛话语的特征,这种反叛特征与文学不再属于文化空间的中心位置,以及被极
大的削弱了话语权力这一事实是相一致的。[5]
  无疑,中国的高雅文学也具有反叛话语的特性,但是,在程度上可能是极不相
同的。我们认为,中国文学场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在结果
和功能上不断分化为一个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小社会的一种结果,另一方面,又是
政治权力代理人以"双百方针"为政策依据心照不宣地与先锋派作家相协调的一种产
物。在灰线(例如《坚硬的稀粥》)、黄线(例如《上海宝贝》)所划定的范围之
内,作家们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文学场是一种自主性程度不是
很高的文学场。换句话说,外部制约因素对于文学场起着很大的作用。在西方,文
学场虽然在权力场中也处于被支配的位置,但是,高雅文学在文学场内部却占着支
配性地位,外部制约因素必须转换成文学场所认可的形式才能发生作用。在中国,
由于文学场本身的脆弱性,高雅文学的反叛叙事由于受制于现实语境的压力,被迫
改写成一种玩弄技巧的对于写作技术本身的迷恋,因而,即使在文学场内部,它也
未能积累丰厚的文化资本,从而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而且,实际上,从1980年代
末以来,先锋派文学的写作实验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在愈演愈烈的市场经济
与大众媒介的双重压力下,已经走向全面沉寂和解体。
  由于先锋文学的妥协性和软弱性,由于外部因素可以直接通过评奖、授予各种
荣誉以及获取巨大的经济利润等手段对文学场进行宏观干预,即使在文学场内部,
它也没有获得坚不可摧的支配地位。举例来说,"断裂"问卷敢于攻击这些作家常常
依附的体制(例如他们需要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刊物),敢于将鲁迅称之为一块"老
石头",但是对真的抢走了他们风头的金庸却不置一词。严肃文学的颓势为通俗文
学的蓬勃发展腾出了地盘。由于通俗文学在这样一个低程度的文学场中不完全属于
被支配地位,由于它可以依赖于自己雄厚的经济资本寻求对自己的合法化认同,而
越来越明显的消费社会性质的历史契机又提供了此一认同的条件,因此,通俗文学
在今天的声誉日隆,也就是理所必然的事情了。假如说像《抉择》反贪小说之类的
主流文学体现了政治意识形态,那么,金庸一类的作品则体现了时下统治着人们观
念的商品意识形态。通俗文学将先锋派文学弃若敝屣的属于内容的一切例如充满悬
念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情感等等,奉若至宝,向置身于消费社会的通俗文学作品的
消费主体们慷慨地馈赠着纯粹的快感。与古典时代的大众文学异端叙事追求的立足
于身体的快感完全不同,它不再是对于主流社会价值的反叛,而是对芸芸大众的曲
意迎奉。民间文学是面向大量的不识字的人群的,正统意识形态对这些人群的观念
的控制也许最为脆弱,[6] 因此民间文学可以在儒道释之中突破儒道释的藩篱,直
指人心,回归到人的性命之情。通俗文学则不然,由于它的受众大多受过教育,已
经能够越过感官直接性,并在对于文化的信念的尊崇基础上,确立了一定意义规范
,因此,它必然将自己的价值观调整到这些读者大众的水平之间,而不再迷恋于身
体叙事,因为继续迷恋身体写作会与读者赖以将自己建构成社会成员的文化期待格
格不入。在琼瑶对浪漫爱情的讴歌和沉醉中,在二月河对圣君贤相的憧憬和期盼中
,在金庸对善恶二元论屡试不爽的对人的简单定义和区分中,我们读者在正义的激
情和感伤的泪水中陷入了他们早已预设的叙事圈套,而金庸们在圈套之外拈花示笑
:我们以为作品打动了我们,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需要发泄的滥情主义打动了我们
自己而已。
  三
  借助于印数,借助于读者亿万双热切的眼睛,借助于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通
俗文学在今天的消费社会里能够如鱼得水,能够将经济资本直接转换为文化资本,
并且参与对于文学场游戏规则的制定。在这方面,金庸的个案具有典型意义。在八
十年代初,阅读金庸的人为自己的阅读选择做出辩护还被认为是一种个性的表现,
而今天,在某些专家学者眼里,金庸已经变成了策划一场"静悄悄文学革命"的文化
英雄,[7] 变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8] 而且,在事实上,他已经是
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和文学院院长。短短二十年,发生变化
的不是金庸的小说,而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已经君临一切的我们的社会。在一个顾客
就是上帝的现实语境中,读者的标准就可以成功的强加到文学场的标准之上。而广
大普通读者需要的不是反思、批判和审美距离,他们需要的是快乐和消遣。
  西方文学场的建立以对抗世界普通法则、颠倒经济逻辑为基本立场,然而,在
报纸、电视、广播、电影和新兴的互联网的重重包围之下,文学场已经溃不成军,
现代主义的失败,使他们将消弭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鸿沟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视为一
个突围的主力军,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证明文学即将走向终结这一历史宿命了
。中国的文学场从来没有获得过充分的自主性,它首先受制于政治场,其次受制于
经济场。先锋派文学没有来得及发育成熟,就遭遇商品经济的滚滚洪流。先锋作家
要求得到合法认同的诉求常常超越了他们对于文学自主性信念的坚守,而对于体制
无可奈何的依附(例如说,他们无法长久地支撑一个同人杂志,比如《他们》杂志
),读者将无视甚至遗忘他们的恐惧,所有这一切,决定了精英文学这一文学次场
的软弱性。因此,他们以名实不符、漏洞百出的命名策略不断试图显示自己在文学
场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存在,与此同时,这种行动也必然被理解为一种文学广告行动
,一种向经济逻辑投降的作秀表演。这也就预示了精英文学向通俗文学的似拒实迎
的调情。当王彬彬们黑旋风李逵一般冲在前台上批评金庸时,本该是他们的同盟军
的先锋派作家们却保持了沉默。的确,先锋派作家的这种态度与他们现在在文学场
上的游移不定的模糊位置具有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如果在我们当代语境中,经济资
本能够轻易漂白成文化资本,那么,通俗文学又有什么写不得的呢?只要换一种写
作姿态,抬升它的地位就行了。况且为什么一定要在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划出
界限来呢?通俗文学是可以被高雅化的,只需要换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标签。王朔当
是最早通晓此道的作家,当他投靠先锋文学无门的时候,他就干脆以骨子里冷嘲热
讽的态度来煽情了。他显然不是人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唯一代表,因
为他所代表的是已经日益穷途末路的先锋文学的未来方向。试看还有哪些先锋派作
家没有被电影、电视所招安,从而沦为导演的文字打工者?还有哪些作家对《妻妾
成群》、《丰乳肥臀》这样耸人听闻的书名、对《白鹿原》白嘉轩一开头就连续干
倒几个女人,或者《我爱美元》父子共同经历性冒险这样的猎奇故事无动于衷?固
然,今天还不能说后现代主义文学已成气候,但是,随着西方相应思潮对于中国影
响的深入,随着中国先锋文学的失守与通俗文学文化资本的逐渐提升,随着中国文
学场的合法定义越来越受商业逻辑的支配,最后,随着网络写作急速的膨胀以及网
络文学读者的激增,我们有理由不无沮丧地相信,削平深度、丧失历史感、高雅文
学与通俗文学融为一炉的大众文学的新形态,即后现代主义文学必将越来越接近文
学场的中心,并最终规范我们对于文学概念的理解:如果说文学在古典时代是一种
教诲,在现代社会是一种叛逆,那么,在未来的后现代的网络社会,也许变成了一
种文字游戏形式的娱乐。文学以稀缺性为条件的文化资本伴随着文学大众的指数增
长而逐渐流失,文学标准的合法化认同由精英文学逐渐向大众文学过渡。假如我们
身不由己的对往昔伟大的和崇高的文学怀有怀旧之情,也许我们只好承认,文学的
黄昏即将来临。
注释:
-----------------------------------------------------------------------
---------
[1] 见拙文《略论雅俗文学的概念区分》,《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

[2] 当然,这是一个十分粗略的划分。李渔在诗词曲三者之间做出的区隔是很有代
表性的:"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
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49页。
[3] 相关详细的材料,可参见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 这里不光是从形式上来说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品格。词之所以为词,其主要特
点之一是长于抒情。但是,这恰好就是词学家所反对的创作倾向。张炎说的这段话
是很典型的:"词欲雅而正,志之所至,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
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见《词话丛编》,第一册,第266页。
[5] 关于文学场的发生,请参阅皮埃尔·布迪厄:《艺术场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
和结构》一书,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6] 吉登斯认为,缺乏书写能力的人显然就很难通过读书的方式接受意识形态的灌
输。这样,民间社会的话语活动就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参见安东尼·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4-96页。

[7] 严家炎在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先生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讲话中使用的措辞,见1
995年1月13日《南方周末》。
[8] 陈墨先生认为"金庸的小说与《石头记》(《红楼梦》)同属中国文学史上最
优秀的小说作品。"见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第3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
版。
//作者:朱国华
来源:《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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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翠竹,无非正道;郁郁黄花,尽是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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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阿呆 [头衔]文学版主 [经验]2298 [等级]上校  [发帖]83  [回帖]-3 [登陆]52
[发表时间]2003/7/28 15:34:21 [1楼]
同意其中关于金大侠的评述.

金大侠确实是很厉害的,尤其是他对人物场面的控制.

金大侠的作品一般都有很多的人物,但是他却能将每一个人的性格特点都写得淋漓尽致,而且能将故事的情节恰倒好处的控制好,确实很厉害.

我想现在的很多作者或作家都无法做到象金大侠那样.

但是文章中也有点不足之处就是没能全面的评论大众文学.

当然以我的水平也无法做出什么评论的,但整体来说此文还是写得很不错的,写出了现实的现象.

 


没话好说了,一个字_烦.网上泡MM,不搭理.最好的朋友绝交了.女朋友没事发脾气.写小说,没灵感.总而言之,最近做啥事,啥不顺.
SO,没话可说......

 [作者]阿呆 [头衔]文学版主 [经验]2298 [等级]上校  [发帖]83  [回帖]-3 [登陆]52
[发表时间]2003/7/28 15:36:48 [2楼]
还有一点,文中说的《丰乳肥臀》一书我也看过,只不过是书名不太雅而已,可以建议李沃进行书名的改动,但是其文辞还是很不错的.  


没话好说了,一个字_烦.网上泡MM,不搭理.最好的朋友绝交了.女朋友没事发脾气.写小说,没灵感.总而言之,最近做啥事,啥不顺.
SO,没话可说......

 [作者]szfsd [头衔] [经验]118 [等级]一等兵  [发帖]8  [回帖]0 [登陆]6
[发表时间]2003/8/20 14:31:55 [3楼]
应考者  



 [作者]阿呆 [头衔]文学版主 [经验]2298 [等级]上校  [发帖]83  [回帖]-3 [登陆]52
[发表时间]2003/8/20 14:40:52 [4楼]
啥意思呢?  


没话好说了,一个字_烦.网上泡MM,不搭理.最好的朋友绝交了.女朋友没事发脾气.写小说,没灵感.总而言之,最近做啥事,啥不顺.
SO,没话可说......

 [作者]我是人生看客 [头衔] [经验]58 [等级]二等兵  [发帖]39  [回帖]0 [登陆]45
[发表时间]2004/5/23 19:40:46 [5楼]
俺也贴作者的另一篇文章
关于金庸研究的一点思考
梦的轻波 2003-10-12 09:22 发表于:
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www.xlmz.net
作者:朱国华
来源http://culture.online.sh.cn/bbs/read.asp?boardid=60&bbsid=15287


   在本文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要澄清一下“金庸研究”这个概念。本文所指称的“金庸研究”与金庸先生亦即查良镛先生的籍贯、家谱以及生平无关、甚至与其政治评论、历史研究也毫无关联,仅仅是指对金庸十五篇武侠小说的研究。我们不赞成采用“金学”这个术语。将金庸研究冠之以“金学”’的美名,与其说反映了学者们开辟了个伟大学科领域的雄心,倒不如说是将商品社会推销商品的包装策略移用到严肃的学术研究上,以图产生广告效应。一位武侠小说家所写的小说,是否能带动一门学科的建立,在作出肯定的答覆之前,我们应该关注的,并不是急急推出招牌来,而是先要看看自认属于金字招牌下的货色如何。很遗憾,姑且不谈质量,即便只谈数量,把包括《点评金庸》之类的专著都计算在内,金庸研究的专著至今也不会超过二三十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鲁迅研究。自二三十年代至今,专著、论文汗牛充栋,不知几十倍几百倍于《鲁迅全集》。鲁迅研究有自己吸引了无数精英人才的鲁迅学会,有高质量的《鲁迅研究月刊》,可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也从来没有呼吁过要将鲁迅研究升格为“鲁学”。并且,这丝毫没有降低鲁迅研究在整个中国人文科学研究中的领先地位。因此,鉴于“金学”一辞意味著一种华而不实的学风,本文弃而不取,仍然使用“金庸研究”这一概念。



在金庸研究中,存在著两种不太正常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将金庸武侠小说贬得一无是处。有人认为,新武侠小说的出现,“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1),有人斥责它“审美情趣低下”(2),去年《中国青年》杂志,有人发表《给金庸先生上课》的文章,今年《中华读书报》上,则有王彬彬先生认为“金学”云云,实在是“神魂颠倒,日夜不分后的一种胡说。”这种评论者并没有或很少对金庸武侠小说进行客观地分析,在痛斥金庸小说是精神鸦片时,并不具体指出何以是精神鸦片,在使用的措辞上面也太咄咄逼人。这些评论与其说是一种科学的、理智的学术探讨,倒不如说是自认真理己非我莫属后的种情绪化反应。结合当代社会文学作品愈来愈来沦为商品,金庸小说本身成为书商竞相逐利的宠儿这种情势,这些评论者不避锋芒,发出不同的声音,其用心和勇气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效果上来看,这除了引起金庸憎恶者的短暂快感和金庸迷的逆反心理外,很难产生什么积极的成果。这类评论者之所以不愿更细致详尽、具体而微地研究金庸小说,可能还因为他们心目中存在著一种文学等级观念。武侠小说作为俗文学的一支,他们不屑一顾。我们认为。雅俗文学固然有优劣之分,但对雅俗文学的研究并无高下之别。况且就事论事地说,金庸武侠小说得到上至达官贵人、博学鸿儒,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不同层次的欢迎,这就证明了金庸小说至少是一个产生广泛影响而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探讨并评价其影响的正面和负面意义,乃是文学研究者不可忽视的责任。仅仅居高临下地“给金庸先生上课”,而不是站在批判理性的立场上全面检讨金庸武侠小说的得失,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与此截然相反的另一种倾向,有些评论家将金庸小说称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王一川先生在重排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座次时,将金庸排到第四位,冯其庸先生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3)章培恒先生认为金庸小说成就要超过姚雪垠的《李自成》。(4)写了六部金庸研究专著的陈墨先生认为“金庸的小说与《石头记》(《红楼梦》)同属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小说作品。”(5)他认为金庸小说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北京大学于1994年授予金庸先生名誉教授。在授予仪式上,严家炎先生说:“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著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策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革命,是一场静悄悄的进行著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的光彩篇章。”(6)
上述评论往好处说固然表现了敢于挑战陈见的学术勇气。然而,这类最高级或极高级赞词却又因为其明显缺乏推敲未免显得是故作耸人听闻之谈。即以北大名教授严家炎先生的文学革命论来说,就令人期期不敢苟同。在西方,人们可以赞成说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是一场文学革命,现代主义对传统文学是一场文学革命,却大概没人会赞成说大仲马的小说是一场文学革命,即使我们承认有些评论家所说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被鲁迅先生一个伟大的身影所掩盖,,我们也不能说《鲁迅全集》是一场文学革命。诸如诗歌、戏剧上的成就鲁迅先生很难和郭沫若、曹禺等人比美。即使范围小一点,称金庸小说意味著小说的革命,也完全与事实不符。金庸小说革命的对象是谁?他创造了什么全新的文学观,开辟了什么全新的题材?他对同时代或下一辈大陆甚至港台小说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的创作技巧比之前人有何超越和突破?除了我们再将范围缩小到“武侠小说”之内,我们是无法对上述责难作出肯定的答覆的。所谓文学革命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假如我们同意金庸小说有其不容置疑的研究价值,那么,我们如何正确地认识它?一笔抹杀固然是意气用事,无限拔高又何尝是成熟的表现?我们认为,既然金庸武侠小说具有雅俗共赏的特征,那么,我们不妨可以从雅俗文学两方面来进行探讨。就雅文学方面来说,我们主张应以衡量雅文学的批评标准来衡量金庸武侠小说,从而对其文学成就进行基本估价。就俗文学方面来说,我们侧重研究文学接受情况,也就是金庸武侠小说为何能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作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寓言,它折射出何种信息?以及,在对民族心理的把握和表现之中,金庸武侠小说发挥了何种作用?最后,作为大众文化的范本,金庸武侠小说在当代商业化社会中,具有何种积极、消极意义?这两方面的问题中,以后者对金庸研究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也具有更广阔的研究前景。但是一方面,本文的篇幅不允许同时探讨这两个问题;另一方面承认金庸武侠小说俗文学的基本属性是研究金庸武侠小说作为民族心理批评的大众文化批判范本的一个前提,所以,本文仅仅探讨第一个问题,即以雅文学的批评标准来确定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
首先必须指出,我们这里提到的批评标准其性质是客观的。一部文学作品是否伟大,应该是由其内在的审美内涵、形式、技巧等因素决定的,与外在的销售数量、读者数目无关。许多人坚持认为金庸的读者数以亿万计,包括海内外华人世界的各个阶层,因此金庸小说应为一流小说。事实上王一川博士将金庸置与老舍等人之前,上述意见就是其理由之一。这种观点部分地得到接受美学的支持。然而,这种理论的荒唐就象是说因为麦当劳销量世界第一,因此它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食品;因为全世界牛仔裤穿的人最多,所以它就是天底下最高级的服装。大仲马、柯南道尔的读者比卡夫卡、乔伊斯的读者不知多多少倍,但稍有文学常识的人决不会认为后者比前者伟大。雅俗共赏并不是评判一部文学作品高下的尺度。实际上,雅俗共赏这一现象严格说来就根本不存在。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大家都喜欢看《哈姆雷特》,但对于处于不同文艺鉴赏力的人来说,其阅读经验是完全不同的。反过来,对于象金庸武侠小说或者诸如推理、凶杀、言情小说这样的俗文学,大家都可能被其密集的情节,跌宕的悬念所吸引、所感动,这可以是金庸小说作为伟大通俗小说的成功所在,却未见得就是它作为伟大艺术品的成功所在。
就批评标准的具体内容而言,我们只要从两个维度来判断就差不多可以确定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就大小了。其一,金庸武侠小说有没有超越一般武侠小说的范围,克服一般武侠小说的局限,就像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远远超过一般骑士小说、曹雪芹《红楼梦》远远超过一般的言情小说?其二,任何伟大的小说都具有独创性。那么,金庸武侠小说在表现文学观念、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有没有作出新的发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必须承认金庸武侠小说的伟大价值;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金庸武侠小说的积极意义我们只能以上文所提及的文学接受这一层面加以考察了。以下两节分别从这两个维度来探讨。



金庸先生本人在创作武侠小说时有著自觉的艺术追求。在诸新武侠小说大家中,逐字逐句修改作品的,大概仅金庸先生一人而已。他曾这样说过:“我不喜欢把我的小说单独区别开来,当作武侠小说来看待,我希望别人把它当成是普通的小说。长期以来,我的观点是,不管是什么小说。历史小说也好,爱情小说也好,武侠小说也好、把它当成小说就是了,写得好的价值高一些,写得不好的价值低一些,不必要把它当成哪一种小说来看待。”(7)但是,尽管金庸武侠小说在艺术上比之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等人更成熟,但仍不能摆脱武侠小说这一特别的文学类型先天不足的毛病。这些毛病表现在:一,程式化的叙事模式。写来写去,无非是学习武艺、报仇、寻宝或抢宝、争夺武林至尊的位置、行侠锄奸、保卫或推翻一个国家等等,武和侠固然是缺一不可,而更要紧的是每一英雄必有一位或数位红颜知己与之缠绵悱恻。由于情节模式就是上述有限的几类,所以在许多方面,金庸武侠小说难免重复。就大的构架而言,金庸武侠小说大抵上都是描写一位或几位少年英雄历经苦难(常常是伴随著学习武艺过程)、伸张了正义,取得了成功,与有情人成了眷属,然后淡出江湖。就小的细节而言,雷同之处实在举不胜举。比如为行走江湖方便,必有美貌女子女扮男装,结果邂逅一少年后必会结为朋友,他们再遇上别的女子必会由于误会引起情感上的纠葛;比如武功最高的通常是世外高人,隐居数十年,性僻情痴,却总会高兴地收下作品主人公为徒传授武功;作品主人公不管他小说开始时会不会武功甚至是否喜欢武功,到快结束时必定由各种机缘而武功达到一流水准(韦小宝是个例外),井常常做到大帮会的帮主,或武林盟主的位置。此外,叙事语言也是复制的。武侠小说有许多固有术语、切口和形容词。例如:“点子”、“万儿”’、“招子”、“扯乎”,形容心情紧张,是“心中一凛”,形容坏人说话是“阴恻恻地说道”形容女子气息是“吹气如兰”,形容女子笑是“花枝乱颤”,形容挖苦人是“绕着弯子骂人”等等。二,随意的结构。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大多长篇小说很难说有什么严整的结构。这与报纸连载小说这一特殊形式有关。蔡翔先生写道:“连载小说的出现,刺激了武侠小说作家的想像力。一般情况下,总是先有一个粗略的构想,然后逐月分段撰写。这就要求每天都得有一个情节高潮。有一个能抓住读者情绪的关节点,这样就等于每天都必须有一个出奇制胜的情节开头,在这种情势刺激下,使武侠小说在情节的过程铺展中,不断出现高潮迭起的形势,却极不适宜小说在空间上的整体结构,只是被动地在想像力驱使下成直线状向前推进而且造成前后重复、拖沓、枝叶蔓伸,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的情况。”(8)被称为金庸小说中精品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鹿鼎记》等概莫能外。《射雕》三部曲基本上是英雄郭靖、杨过、张无忌的信天游,他们流浪到哪里,或者说命运女神随意把它们驱使到哪里、金庸也就自由自在地写到哪里。《鹿鼎记》的情况以大抵仿佛。《天龙八部》写了大理国段誉,辽人萧峰和许多宋人、蒙古人、土蕃人等。看上去似乎有史诗的规模和气魄,实际上是单线条平面发展。叙述段誉的时候忘了萧峰,提起萧峰后又将段誉置诸脑后,直到结尾时才会相遇,然后三言两语补叙一下完事。象《红楼梦》那样全景式立体交叉地整体性把握生活图景的能力,金庸先生显然是达不到的。三。奇特的超现实世界,金庸武侠小说与其他武侠小说一样,也热衷于描写光怪陆离,与平淡无奇的现实生活迥异其趣的江湖社会。在地理上,金庸武侠小说从江南水乡写到天山雪峰,从大漠平原写到北冰洋,从台湾写到俄罗斯,在具体地点上,多好写人迹罕至的孤岛、深山、洞穴,布满机关的庄院、山谷、殿堂。在人物上,金庸多好写具有特殊身份或特殊性格的人。前者如皇帝、乞丐、道士、和尚、帮派领袖或侠客;后者如武功深不可测的世外高人、邪派人物、痴情人以及诸如桃谷六仙之类怪人。事实上金庸小说中大多数主要人物基本上没有现实生活的气息,象郭靖、段誉忠厚得半痴半呆的地步,欧阳锋、杨康、圆真奸诈恶毒得象根本不是人类养大的,小流氓韦小宝运气好得如有神助。此外、五花八门的武功,稀奇古怪的武林规矩、各式各样的冒险故事等等。均将读者拉向一个虚幻空间。问题的关键并不是金庸武狭小说的传奇性,问题是金庸小说的传奇故事失去了艺术真实性。有人将这种手法美化为表现主义。这种比附是十分荒谬的。金庸小说描写的是超越现实的英雄业绩,表现主义者却往往描写的是平庸无聊的现实图景;金庸小说的英雄们如袁承志、胡斐们信心可倍地去冒险,表现主义者则常常是如卡夫卡笔下的K先生一样“被命令去冒险”(9)金庸小说充满了以滥情为主要特征的伪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则是冷峻的、绝望的、反浪漫主义的;金庸小说描写一个荒诞离奇的江湖世界,是为了推进情节,使读者不断处于紧张刺激的阅读期待中;表现主义者描写一个荒诞离奇的梦幻世界则是因为真实世界从本质上看,就是如此荒谬和不可理喻。金庸曾经说过:“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能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10)我们可以允许武功事实上的不可能,却不能允许“过分的离奇和巧合”。这是因为,武功的不可能,可以让人生活在一个虚构的空间中,而情节过多的巧合、离奇,却违背了我们现实生活的一般逻辑,只能让我们生活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既然这个空间无法让我们相信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在其基础上的人物形象塑造是否合理真实,也很难说。四,简单化的人生模型。金庸小说完全没有日常生活的具体性。一切与武功、侠义、柔情无关的事情一概被省略了。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种武功固然令人起疑,但是他拳打镇关西之后也知道要吃官司,因此要逃跑,而通缉令也会如影随形般跟到哪里;武松手刃潘金莲、大闹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血溅飞云浦,在干这些惊天动地大事之前,也还有“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王婆计啜西门庆,淫妇药鸩武大郎”的与武侠无关的世故人情的细节描写。但金庸武侠小说则不然。“我们可以看到杀人越货是家常便饭,但从来看不到官府出来调查或干涉;大侠小侠、黑道白道成天行走在江湖上,从不干正经营生,也不知道其经济收入从何而来,如何支付每天的食宿费用。”(11)一切与武、侠、情无关的鸡零狗碎的人世间俗事都消失了,与此同时,与这个简化的人生模型相适应,人物也只剩下好人和坏人。金庸武侠小说看上去人物纷坛复杂,实际上非常清晰明朗。白道人物如岳不群、宋青书可能会变成坏人或本来就是伪君子,黑道人物如明教教徒可能会证明是好人,邪派人物或非正非邪派人物也一定非善即恶。用简单的善恶二元论来图解现实人生,虽然使读者获得廉价的正义感的满足,却无疑约束了作品的深度。




毫无疑问,独创性是评判文学作品成就高低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每部真正伟大的作品都是作家独特的发现。如果在文学作品中没有发现新的生活真理。那么,他还只是摹仿。马尔库塞指出:“每件真正的艺术品都将是革命的,即对感觉和理解具有破坏作用的,都将是对于既成社会的一篇公诉状,是解放形象的显现。”(12)那么,金庸武侠小说又作出了什么样的发现呢,很难积极评价金庸武侠小说的叙述技巧,为中国当代的叙述技巧作出革命性贡献的是余华、格非、苏童、莫言、马原、洪峰等人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相反,由于悬念和巧合太多,人物定格的随意性太大(如有些人物作者本来在前半部强烈暗示其为好人、后来没有经过任何伏笔忽然成了坏人,如岳不群,林平之)倒是存在不少难以弥合的漏洞,甚至对金庸推崇备至的陈墨,也不得不在《金庸小说艺术论》中专辟“缺陷与破绽一章”。在人物形象描写方面,相对而言是金庸的强硕,但仍然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陈墨先生拿韦小宝和阿Q相比,认为:“阿Q的事迹不多,形象也比较单薄,而韦小宝的经历丰富,形象也远比阿Q要深厚得多,丰富得多,甚至也要深刻得多。”(13)姑且不论韦小宝其形象刻划得是否合乎艺术真实(凭他跟康熙摔跤的交情和马屁功就能得到康熙的信任和重用,凭着他与康熙的关系陈近南就收他这个孩子为徒并让他做香主之职?凭著他的“防弹背心“和“神行百变”的逃命哲学以及马屁术他就能通吃天下,位极人臣?韦小宝这个不学无术且无丝毫政治才能的小丑能通吃天下、并不是他果真能够如此,而是全靠金庸先生栽培),也不论阿Q形象身上具有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深沉的批评力量,而《鹿鼎记》对韦小宝却不期然流露出偏爱;甚至也不论阿Q形象具有象征主义的现代性,因此其对本民族甚至全人类都具有普遍的概括性,从而导致读者对自己灵魂的自我拷打,而韦小宝却基本上停留在传统的写实主义阶段,而一连申巧合和闹剧又消解了写实主义的严肃性,从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娱乐和消遣;问题的关键是创作于二十年代的阿Q与创作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韦小宝属于根本不同的历史语境,因此不能用同一尺度来衡量。今天的电脑肯定会比第一代电脑先进,但是没有谁会愚蠢地认为当代电脑专家要比电脑发明家伟大;王蒙的《眷之声》如果发表在十八世纪,肯定是一流作品,可发表在本世纪八十年代,那只能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借鉴西方现代文学技法的一个实例,具有文学史上的认识价值。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韦小宝永远无法和阿Q相提并论,不论金庸通过他对国民性揭示得多么深刻。陈墨先生又拿贾宝玉和韦小宝相比,认为“韦小宝形象还有著更广泛的代表性,更加典型的文化意义。”(14)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后记》中承认,韦小宝身上除了讲义气之外,没什么好品质。我们很难说在韦小宝身上能发现什么新的生活真理。一个人靠拍马屁就能飞黄腾达?或者,如另一位评论者说:“小农意识在封建社会处于……一种如鱼得水的存在状态。”(15)前者缺乏常识感,一个人倘没有些真实本领光靠拍马屁是无论如何混不上去的。因为愿意拍马屁的自古以来不乏其人。如果说靠运气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后者如果翻翻《二十四史》或《资治通鉴》说话就不可能这么轻松,因为在黑暗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没有任何生存状态有可能是如鱼得水。贾宝玉形象的深刻性绝不是因为他是多精种子的化身,——这种人,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数不胜数,并不新鲜——而是因为他的爱充满著对美和自由的追求,因为他以其籍以安身立命的爱的全部真实性和热情向全社会认同的仕途经济进行孤独而绝望地挑战。对贾宝玉形象的肯定潜含著曹雪芹对千百年来正统观念(官本位、等级制、愚忠、男尊女卑等)的颠覆。贾宝玉的复杂性在于他在任何一个现实社会里,必然不会被其社会舆论所接纳,而正是贾氏被世人目之为花花公子没出息的地方。曹雪芹却驱走我们的憎恶,而迫使我们为他的悲剧命运掬一把同情之泪。在这里,曹雪芹颠覆了我们的日常经验。
在思想深度上,金庸小说更缺乏独创性。严家炎先生专门写了一篇论文探讨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由此文我们得知,旧武侠小说讲“快意思仇”,金庸小说反对滥杀无辜;旧武侠小说颇多“反清复明”故事,金庸小说以平等态度处理民族关系;旧武侠小说在正邪问题上采取简单二分法,金庸小说以人民利益为准绳加以考察正邪;旧武侠小说追求威福、子女、玉帛,金庸小说追求社会贾任和个性自由的合一;旧武侠小说远离现实,金庸小说里有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例如“文革”时个人崇拜)。(16)这些分析都是十分正确的,问题是假如金庸小说思想的深刻性只能达到这个程度,为金庸小说的伟大只能作出这样的辩护,那实在令人感到遗憾。金庸小说上述无疑是正确的观念,也正是金庸小说欠深刻的地方。它们作为本世纪初启蒙主义者早已解决了的问题,金庸的功绩至多不过是在改造旧武侠小说时将它们普及化了。思想的深刻性决不是重复人们昔遍接受的观念,而是在别人所认同的地方,发现别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难以用现存的某件固定的价值体系加以简单化阐述的。小说发现生活真理。这意味著在我们读该小说时对生活的某个领域我们不知道,读了小说之后我们才知道它的存在。小说是对被遮蔽的存在的揭示。米兰·昆德拉说得好:“小说家教他的读者把世界当作问题来理解。在一个建基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确定性的世界里,小说便死亡了。”(17)在米兰·昆德拉较为苛刻的意义上,金庸武侠小说不处在小说史的进程之中。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考察,我们必须抱歉地指出,金庸武侠小说井没有超越出武侠小说的文学样式、观念和范围,而以雅文学的批评标准来衡量,它也因为缺乏独创性而不能跻身于一流文学作品的行列之中。然而,金庸武侠小说毕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学世界,吸引了包括笔者在内的亿万读者为之倾倒。如果借用一句武侠术语,金庸先生不是“浪得虚名”,那么,它的“成名绝技”’究竟是什么呢?如前文所述,金庸武侠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众文化批判的绝好范本。通过深入研究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我们可以具体、生动、形象地探讨大众文化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这显然是个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话题,而这是本文的篇幅所不允许的,只好留待下一篇文章谈论了。


注释:
(1)孙犁《小说与武侠》,《羊城晚报》1985年6月22日。
(2)魏皓奋《关于新武侠小说的思考》,《浙江学刊》1986年第一、二期合刊。
(3)曹正文《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冯其庸《序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章培恒《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1988年11期《书林》。
(5)陈墨《金庸小说艺术论》第3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6)严家炎在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先生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讲话,1995年1月13日《南方周末》。
(7)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第39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蔡翔《侠与文: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9)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10)金庸《神雕侠侣后记》,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
(11)朱国华《浅论雅俗文学的概念区分》,《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四期。
(12)马尔库塞《现代美学析疑》第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13)陈墨《金庸小说人论》第70至71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4)同上,第71页。
(15)冷成金《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16)严家炎《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文学评论》,1996年第二期。
(17)《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小说的艺术》,第6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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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顶一下的。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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