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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系作者《受困的黑马》系列之三

四

二零一零年一月六日，哈维尔和他的朋友前往布拉格中国使馆递交抗议书，一封抗议中国政府宣判刘晓波十一年的公开信。这一天也是“七七宪章”发表的三十三周年。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哈维尔、简·佩顿克、海耶克等一群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向布拉格政府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尊重捷克宪法所保障的每个人的民主权利。请愿书的内容以外，它不过是对捷克宪法中一些内容的强调与重申，它也是对一年前捷克政府参与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的回应。距离布拉格之春已经九年了，捷克人生活在一种希望幻灭后的虚空中。没人知道这政治专制还会维持多久，它不仅妨碍了经济增长、破坏了生态环境，还已经腐蚀与窒息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空气里、人们的谈话里弥漫着冷漠、麻木、玩世不恭。

但与众不同的是，“七七宪章”不是政治宣言，不是政治组织，它也没指望挑战现行的政治秩序，它是知识分子们对自身信念的一次重申，或许也是一种相互勉励。它呈交给政府，却更是指向社会的发言——即使先行的政治并未改变，我们也将努力按照自己内心期待的方式生活，诚实地表达自己所想，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也是东欧涌现出的新哲学，他们知道不可能直接对抗现行政体，也知道期待所谓党内政治改良派的期望总是一再落空，而且这种期待经常是以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为代价的（他们要依赖于这种以改良面目出现的权力）。所以，他们不如努力寻求自治，并呼吁社会空间的独立成长。

哈维尔的故事最终成为了一个现代童话。一名剧作家成为了一幕现实政治的导演者，他成为了一名政治领袖，领导一个国家从专制走向民主，而“七七宪章”则变成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史的光荣一页。但童话隐藏了现实的残酷，宪章的签署者们入狱、流亡，他们自己必难以预料到日后的成功。

“‘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刘晓波在几年前写道。他所说的道义巨人正是苏联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捷克的哈维尔、南非的曼德拉式的人物，他们在民族心灵被蒙蔽时，变成了精神的坐标与道德上的鼓舞。这再度回到了他在二十年前的老问题——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伟大的心灵，不管海外的流亡者、还是仍在国内的异议者，他们在创造力与道德力量上都没有令人赞叹的成就，甚至陷入了相互斗争的烂泥潭。

在某种意义上，“零八宪章”是“七七宪章”的回应，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对于一种普遍价值的确认。也像“七七宪章”一样，“零八宪章”的口气温和、不过是对很多既定论述的重申，它既是对六十年前的人权公约的呼应，也处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之内。

不过，它还是成为了一匹令人恐惧的“黑马”。令政权惊恐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在经过二十年的压制、分化与收买之后，竟仍有一群人试图聚合在一起，发出群体性的声音。对刘晓波的宣判，的确激起了已经分化多年的知识界的共识。在哈维尔文集的中文翻译者崔卫平的电话访问中，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否赞成刘晓波的观点，几乎都表达了对审判的不满——这是又一次因言获罪。

中国一方面看起来日新月异，二十年前没人能想象它会变成今天的模样；但另一方面却又停滞不前，一些时候甚至倒退了。在二零零九年末接受的一次采访里，多年不露面的李泽厚说“我们要过封建资本主义这一关”。暂且不去理会“封建主义”的确切定义，上一次对“封建主义”的辩论发生在一九八二年，它被理解成一种惯性极大的专制文化传统。

人们也普遍用“文字狱”来形容刘晓波的入狱。正如在康雍乾的盛世之下，独立思想大受屠戮。历史学家余英时把他比作另一个范仲淹，就像范仲淹的流亡，每一次入狱也使刘晓波更伟大。他们挑战了王权，遵从了更伟大的道统。在余英时看来，真正的儒家理想一定与此刻的普世界价值观，不无相似。

这种类比或许不一定恰当，刘晓波也不一定喜欢，他在中国传统里看到的是无尽的压抑与黑暗，而不是光辉。但就像每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身上都蕴涵着深深的传统印记一样，你也可以在刘晓波身上找到对应的特征。倘若范仲淹不完全恰当，你也可以在晚明的李贽身上找到相似之处。面对一种无处不在的正统思想的压力，李贽通过疯狂来获得自由。个人自由在中国历史上如此的罕见，政治权力的压迫与诱惑、庞大的人际网络、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让个人独立与自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魏晋文人纵情山水的逃避是一种方式，李贽式的疯狂，变成了最后的可能性。八十年末的刘晓波，不也在反对一切昔日的正统力量和正在成为新正统的力量，并在这一反对的过程，获得暂时的自由之感。

在这种意义上，他既是毛泽东时代的受害者也是受益者。毛泽东时代以一种相悖的方式塑造了中国人，一方面它是思想上的高度专制，所有人都只读一种书，高喊一种口号，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空前的自由，所有的机构都陷入了混乱，所有的社会束缚都消失了，一个少年人可以无所不为。刘晓波以“黑马”的姿态闯入文坛，带着“红小兵”造反有理的冲劲。

这些类比可能有助于理解刘晓波，却仍无法进入他的内心。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会服完这十一年徒刑。如果一直到二零二零年，他以六十岁的年龄才出狱，他会完成进一步的升华，变成一些异议人士所期待的民族英雄吗？只有很少的人，能如甘地、曼德拉、金大中一样从漫长的牢狱之中获得重生，大部分人身心俱疲。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刘晓波不是昙花一现式的人物，他仍活在舞台中央，即使这个舞台被暂时地遮蔽与遗忘。他总令人想起肖伯纳的名言：“正常人适应世界，疯子却经常让世界适应他自己。推动历史变革的几乎都是疯子。”

“刘晓波是昙花一现”的预言者王蒙如今大谈道家的轻逸，说中国文学正处于它历史的最好时刻。比起刘晓波的不合时宜，他永远那么与时代合拍，那么正常。

五

上面的文字写于二零一零年三月。七个月后，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个既出人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结果。在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所有情结中，和平奖是最少提及的，一九八九年得奖的达赖喇嘛更多被视作一个外来者。比起物理、化学、文学与经济，和平是个过分抽象的概念。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纠缠于自己内部的重重问题，没有耐心去关注更广泛的世界问题，这种道德上麻木在我们对待朝鲜、缅典、苏丹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和平奖总是与世界的纷争有关，而我们只关心自己的纷争。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经济成长或体育盛会对世界富有价值，却很少意识到，我们内部纷争同样富有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刘晓波低估了自己的能力。二十一年前，他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感慨，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学习与复制西方的思想。但事实并非如此，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理念，或许早已被一代代的西方理论家们“过度阐述”了，已有了清晰的定义与边界。但在实践之前，概念仅仅是概念，每一次实践都将为它增加新的内涵与维度。

在获奖的消息传出后，你几乎可以在北京的空气中嗅得到这飘荡的喜悦。人们聚在一起喝酒，心里带着恋爱式的甜蜜，急于把心中的甜蜜告诉更多的人。“你知道吗，它的奖金有一千万人民币，可以在东二环买一套最好的房子”，我的一个朋友试图向一位出租车司机解释，刘晓波是谁，诺贝尔和平奖又是多么有价值。而我的朋友余杰失声痛哭，既是为他的朋友，也是为所有的异议者。

“空气中飘荡的喜悦”当然是被夸大之辞，是心理的奇妙反映，因为这一千七百万人的城市中的绝大部分人压根就不知道刘晓波是谁。甚至在一所着名的大学里，一位主管学生社团的教师警告他的学生不要举办敏感的活动，因为据说“一个王晓波的异议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伴随着官方媒体的口诛笔伐，刘晓波的名字必将被更多的人所知。但他的获奖会为中国带来深刻的影响吗？

做出这个判断仍为时过早。历史的类比并不恰当，刘晓波既不是一九七五年的萨哈罗夫，也是不是一九九一年的昂山素季。在后两位获奖时，他们都已是各自国家的着名人物，拥有巨大的道德声望。即使如此，他们对各自国家的政局的直接影响，也没有浪漫主义者门描绘的那样显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韧性、中国社会的遗忘与冷漠，都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强大。

“反对派的整合自动完成了”，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和平奖的效应，刘晓波自动成为了民间反对派的领袖。他还把温家宝总理在政治改革问题上的大胆讲话，理解成党内自由派的觉醒。对他来说，这两种力量的结合，将改变中国。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的乐观情绪的主要来源。

我对此不置可否，心中多少有些不安，为何我们考虑问题的视角总是如此功利化，似乎一种伟大的情感从来不具有独立意义，除非它能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和结果。我甚至多少感觉到，人们对于刘晓波本人失去了兴趣，只关心他这个符号意义，能有什么现实价值。

在刘晓波获奖后，有人还编造出一个荒诞的新闻，来讥讽中国政府的气急败坏。据说南京的组织了反对挪威的游行，提出禁食从这个北欧小国的三文鱼，一位激动的群众当场焚烧了一本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

这则新闻令人莞尔，不过它令我想起了村上春树在几年前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的：“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刘晓波就是这样一个的鸡蛋。

六

四张照片——两张笑、两张哭——并列在一起。在2012年末的的《苹果日报》上，我看到刘霞。因为看守的疏忽，美联社的记者意外地进入了她的寓所。自从他的丈夫刘晓波在两年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她一直被软禁在北京玉渊潭的公寓房里。除去每月例行的探监与家人会面，她哪里也不能去。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信号，除去电视机，她在这半空中的水泥房间里，没有任何与外界联系的渠道。

“太荒诞了。我觉得卡夫卡都写不出比这更荒诞、更不可思议的东西。”她对来访者说，她的表情由惊喜转成了嚎淘。荒诞不止于此，在那几天的香港报纸上，刘霞的形象总与莫言并列在一起，后者即将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国家曾经狂热于诺贝尔奖，把它视作民族崛起的标志。但这境内的两位获奖者的命运却如此悬殊——一位身陷囹圄、妻子被隔离，另一位则登上了所有电视、报纸、网络的头条。而除去姿态性的表态外，被镜头与麦克风包围的莫言没准备对刘晓波表现出任何支持。而在几天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莫言还准备为中国的“言论自由”、也为自己的一贯胆怯辩护——任何国家与制度都存在审查，适当的审查有助于文学创作。

刘霞与莫言的境遇反差，在香港的媒体上激起了轩然大波。我多少有些意外我周围朋友的强烈反应，他们对于刘霞的遭遇与莫言的扭曲人格都愤慨不已。这当然与香港越来越强烈的“反北京”的情绪有关，它更是一种本能性的反应——你可以指责这个城市过分功利主义，但由于从未经过极权与专制的洗刷，人们普遍性地保持着一种天真。“不是一直如此吗！”我想嘲笑他们对于这个政权的无知，却旋及发现我自身的麻木，我对于这不公不义，习以为常，连批评都是习惯性的、犬儒式的。我知道，在中国境内，除去一个小小的异议群体，几乎没人关心刘晓波与刘霞的命运，这与昂山素季在缅甸、曼德拉在南非、施明德在台湾迥然不同——堕落的政权高效地催生了一个堕落的社会，令反抗者更为孤立。

“集中营并不可怕，如果人只是在里面受苦，死去；集中营的可怕之处在于，人要在里面生活”，一位斯大林集中营生活的经历者说，“因为囚徒相对于他自己来说已经堕落，存在着集中营的国家已经腐烂，集中营世界不可避免具有传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是人类最大的不幸。”

在某种意义上，刘晓波与刘霞生活在一个小小的集中营里，而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更大的集中营中。这的确比卡夫卡的城堡更荒诞，你只是无法进入城堡、感到无法实现最初的目标，而在集中营中，被囚禁是你的身体、也是你的灵魂，它们的状况每天都在恶化与堕落。与传统的集中营不同，今日中国的这个集中营里面还充满了各种狂欢式的诱惑，它麻痹你的堕落。莫言的小说，正是沉浸在这种堕落中，它以揭露与批判为名义，却很少有尖锐的痛苦，它与这堕落纠缠在一起，纵情其中。

我不知怎么改变这一切。改变总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在写一篇专栏中坦诚自己的堕落是一回事，在真实的生活，能持续地抵制堕落，则是另一回事。堕落不仅以胆怯的面目出现，更经常蒙着诱惑的面纱。中国的巨大规模效应，既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忘却真相，也足以迷惑外来者。那匹曾不安的“黑马”如今仍寂寞地被关押这现实中国的黑洞中，我们甚至经常遗忘这个事实，认定一切都是正常的。

我又想起了埃及的旅行，这个国家驱赶了穆巴拉克、如今又保释了它，革命令人陶醉，随之的后遗症又让人难以消化。这一切挑战都等在中国的前方。我很好奇，那匹“黑马”怎样思考这一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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