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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受困的黑马（二）[/b] 到了一九八八年，他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他在这一年六月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像是一次学术上的摇滚演出。六月二十五日的早晨，上百名学生挤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间会议室，他们要来旁听文艺理论博士研究生刘晓波的答辩会，题目是《审美与人的自由》。当走廊也挤满人之后，校长决定将答辩会转移到一间可以容纳四百人的大会议厅——刘晓波不仅要面对九位评委，还要接受这四百名旁听者的目光…… 刘晓波享受这新到来的名声，也从不掩饰自己对声名和金钱的渴望，有时还以一种挑衅的姿态表现出来。他的朋友李颉记得在一九八六年九月的研讨会上，刘晓波多么急切地要引人瞩目，他在电梯里用结巴的东北话说“这次咱们跟他们好好整一下”，他对《大学生》的记者说，说自己在友谊商店柜台前被一瓶洋酒击败了，他付不起几百元的价格。他的一个朋友则记得，在一些沙龙上，他是多么的出言不逊，让每个交谈者都心生不安。像是一个内心充满饥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孩子，他用傲慢掩饰窘迫，用尖利来引起关注，用放肆来表现与众不同。 但他很快发现，这种名声和桀傲多么的脆弱。一九八八年夏天他第一次出国。从挪威到夏威夷在到纽约，作为当代中国最引人争议的青年批评家，他要给西方世界讲述他眼中的中国文学。他依旧保持着一贯的愤怒，在路过香港时，他说这个城市就像一张不停咀嚼的大嘴，他仍旧诅咒中国，欢呼这个殖民地取得的成就，说“中国需要做三百年殖民地”才能改变现状，他也对引起轰动的《河殇》没太多的褒奖，尽管他们都被视作“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在奥斯陆大学，他对着邀请他来演说的汉学家们说，你们一点也不懂中国。 但在内心深处，一种深刻的沮丧和自我怀疑开始随着旅行而蔓延。他的信心没有被北京友谊商店的洋酒的价格，却被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击倒了。他发现在面对精美的人类文明时，他深感无力。他批判中国传统的理论，在西方世界不过是一个陈旧武器，他也不知道如何用这武器来继续他的批判。他熟练地诅咒愚蠢，却不知道如何理解与创造更高的智慧。同时，他也失去了别人的关注，除去邀请他来的汉学家，这里没人对他有兴趣。 “纽约撕碎了中国带给我的所有外在装饰和虚名”，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突然明白我有多弱小。我甚至没勇气面对自己；我也没能力和世界级的知识分子真正对话。” 他感到无力，却没有失语。相反地，他写的比任何时刻都更快、更多、更激烈。他把孤独与自我怀疑，转化为新的愤怒，这愤怒不仅指向中国传统还有他自己。“在中国，愚昧的背景衬托出我的智慧，先天痴呆突显出我的半吊子健康；在西方，愚昧的背景一旦消失，我便不再是智慧；痴呆儿的烘托一旦倒塌，我便成了通身有病的人……”，他在一九八九年三月的夏威夷写道，“在中国，我为一个掺入了百分之九十的水分的虚名而活着；在西方，我才第一次面对真实的生命呈现和残酷的人生抉择。当一个人从虚幻的高峰一下子坠入真实的深渊，才发现自己始终没有登上过高峰，而是一直在深渊中挣扎。”他也承认，不管他对中国的批判多么严厉，仍是站在陕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国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而批判所依赖武器，则来自于对西方一厢情愿的美化。 外部声名和内在自信的双重坍塌后，令人晕眩。在叫喊了这么多年的发现自我之后，刘晓波发现独自面对真实的自己与世界，竟如此艰难，像是“长期在黑暗中不见天日的眼睛，已经很难尽快地适应于突然打开的天窗，突然见到的阳光”。 他也追问，为什么中国没能产生东欧与苏联式的流亡者，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仍创造出不仅属于各自国家、更属于全人类的精神成就。 追问没持续下去，因为更大的诱惑在等待他，这片他诅咒的土地仍诱惑着他，他渴望活在人们目光的中心。临行前，在纽约的街头他对作家贝岭说：“在中国，你甚至放个屁都引人注意，在美国你最大声的呼喊也淹没在数不清的杂音里。” 胡耀邦在四月十五日的逝世，激起了意外的回响。死亡刺激起人们的情绪与想象力。就像一九七六年周恩来的离去激发起人们对于十年内乱的愤怒，胡耀邦则让两年来改革停滞不断积压的挫败与压力找到宣泄口。通货膨胀、官倒、脑体倒挂、腐败、言论不自由……人们叫喊出所有问题，并认定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个政权一贯的傲慢和青年人的急切，令一系列微小的冲突转变成社会与政权的强烈对抗。在刘晓波回到北京的前一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将学生请愿定义成“一场反革命动乱”。 “为什么中国人对类似周恩来、彭德怀、胡耀邦式的悲剧英雄的追思，要远远超过对魏京生式的悲剧人物的怀志？”刘晓波在回国之前的一篇文章里问道。像一九八六年九月语惊四座的发言一样，他不准备分享知识界对于胡耀邦表现出的普遍性哀叹和赞扬。在关于胡耀邦的连续三篇文章中，他质询了这种悼念热情。 “这次胡耀邦逝世现象，既反映了中国人要求民主的迫切乃至急躁的心理，反映了现行体制的腐败，更表现出中国知识界对民主的理解的浮浅乃至错误”，他解释说，“这是一次对中国民主精英们的民主意识和行动能力的测试，并显露出许多公认的民主斗士的弱点。这些弱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对执政党开明派的权力的依赖和缺乏独立性；二、企图借开明君主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而忽略民间的民主力量；三、对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意识形态化的口号上，而缺乏对程序民主化的关注。” 与三年前一样，他仍是少数派。但是他那些知名的偏激却一扫而空。比起别人的兴奋，他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他不反对大学生们的激烈行动，却强调方法与程序具体化、多样化、对实效的追求。他相信，民主的意识形态化才是导致民主运动原地踏步的深层原因。 他用台湾的《自由中国》、《大学》在民主转型中为例，强调“在中国，一份具有独发言权的民办刊物、一个具有自治权利的民间团体对于民主化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执政党的改革之举。”而民主的实验要“从一个学生小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一份民办刊物，甚至一个家庭的民主化做起。” 不过当他来广场时，他在文字上表现出的理性，发挥不了作用。很有可能，群众运动也轻易地激发起他的强烈情绪。或许他的理性也仅仅是另一种“反叛”——他要反叛狂热的群众。他轻易地和广场上的学生们挤成了一片，他才三十四岁，和他们看起来没什么区别。而且早在几年前担任老师时，他就经常挤到男生宿舍里，彻夜聊天，他还和他们在沙坑里摔跤。“其他大家也喜欢的老师，比如王富仁、任洪渊、蓝棣之等，也常请大家吃酒言欢，但操场是不会去的。”他的一个学生王小山回忆说。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是这场运动的主角，一个二年级学生吾尔开希还成为了全国学生领袖。 而现在，他们角逐的地方从北师大的操场变成了天安门广场。角逐的对象不再是彼此，而是一个政权。他们力量悬殊，静坐、绝食、喊口号是他们唯一的武器，而对方则拥有一切。他们很少能预见到未来的命运，也毫无政治活动的经验。比起日后民主斗士、“天安门四君子”、或是“幕后黑手”的评价，广场的刘晓波似乎仍只是操场上摔跤的大孩子，而绝食行动与其说是深思熟虑，不如说是当时的气氛使然。 “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时候，晓波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绝食进行到第二天，他说，大家放心，按照国际惯例，绝食到七十二个小时，任何政府都会站出来和绝食者对话。大家听了，开始盼望七十二个小时的到来”，王小山后来写道，“终于，七十二个小时到了，政府方面毫无动静，晓波开始郁闷，说：连南非这样的国家也不至于这样啊。——要知道，当时的南非和现在不同，那个时候，曼德拉还在监狱里。又过了两天，晓波又乐观起来，说，北京上百万人站出来了，游行声援，这会政府该出来了吧，不然也太说不过去了。” 最终，政府的反应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说不过去”。甚至没有等刘晓波和他其他的三君子朋友完成三天象征性、又有闹剧色彩的绝食，坦克与鲜血结束了广场的喧闹、沮丧与愤恨。到处是恐惧、死亡、疼痛还有未定的惊魂。 刘晓波却表现出意外的兴奋与镇定。离开广场后，他在一处相对安全的房间暂住。他的一位朋友的回忆说，大多数人陷入绝望，觉得内战即将爆发，刘晓波仍旧如常地吃饭、开着玩笑、不停地抽烟，还不时的给朋友打电话，对着话筒大声说，“喂，我是刘晓波”。这是他性格的一贯延续，还是就像秋蝉知道时日无多，通过拼命鸣叫来缓解末日的焦虑？ 六月六日晚上，他仍想骑自行车带一个朋友回家，接着他被路旁面包车里跳出的人按倒，一直到六月二十四日，媒体才公布他被监押的消息。 三 还是一九八六年底，王蒙曾经预言刘晓波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他将很快从舞台上消失。三年后，王蒙被免去了文化部长，而刘晓波则仍在舞台中央，而且是一场大批判的主角。 “选编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刘晓波的言论，堪称为反动狂人写下的反共奇文，我们愿和读者诸君共同赏析、批判，以期把这些毒草连根铲除，化作肥料，用来壮大、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阵地。”天安门事件后，一本叫《刘晓波其人其事》的书籍，作为学习材料被四处派发。 和传统的专制体制不同，现代极权主义深谙宣传与思想改造的作用。政权要恢复它的合法性，它不仅代表着权力的正统，也代表着思想上的正统，它通过批判“异端”来教育普通人。 在逃亡的逃亡、入狱的入狱、沉默的沉默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中，刘晓波不是最具权威、最知名的一位，他甚至是这场运动晚来者。 但他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标靶，他的那些放肆言论，既充满快感也漏洞百出，从思想到行动都是一个无可质疑、不让人同情的“异端”。他的“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全盘西化”的言论可以轻易地让整个社会感到愤怒，令昔日屈辱涌上心头。对他的批判也不会引发知识分子们太多同情，从文学分析到政治评论，他总让他们不安，他是一个闯入者。 刘晓波最终消声了，不仅是牢狱之灾、政治迫害，更是因为一个无情的新时代的到来。他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仍引起了一阵风波。仍旧是惊心动魄的语言，毫不留情地批判，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曾与他在广场的知识精英与学生领袖。一些人把他看作是真诚的忏悔录，与巴金的《随想录》、甚至如卢梭的《忏悔录》一样，是一个人对内心的痛苦探索，勇敢地袒露自己的伤口。但另一些人却觉得，这不过是他另一次自我形象的塑造。一些人亲历者发现，他不仅编造了事实，而且在他所有看似诚实的忏悔与无情批判之下，仍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我仍是这糟糕透顶的知识精英中最不糟糕的一位。还有一些人相信，这种自我羞辱背后，既是对关注的渴望，也是对他在监狱里所为的救赎——他向当局写了“悔过书”。 但这风波像是一群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中的“茶杯中的风波”，它波及不到他最渴望的中国大陆读者。甚至整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都已迅速得被边缘化，被这个呼啸而来的新时代淹没了。 整个的社会的语言方式改变了，尼采、卢梭、孤独、抗争，这些词汇过时了，青年人要听比尔•盖茨、核心竞争力、天使投资、PC机、商务舱。 刘晓波反叛者的形象也要过时了。干净、整洁、职业性微笑、穿西装、说英语才是新一代青年人的选择——他们要成为全球化的精英，而不是个落没的、声嘶力竭的边缘叛逆者。再没有四百人拥挤到教室里听一堂美学的答辩会了，只有跨国公司的招聘会才吸引这么多人。甚至他的离经叛道，也算不上什么了。他曾经大谈金钱与性，它们是某种禁忌，但现在人人都谈它们，而且不只谈它们。他指责知名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社会的中心力量，而现在他们也沦为边缘，对他们指责缺乏意义。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要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它不需要他们的拯救，甚至不再倾听他们的意见。像是对八十年代洋溢的希望、理想、热忱、自我崇高的逆反，他们躲回到自己的小世界，或者干脆以另一种姿态拥抱新时代——他们不再认定自己要充当批评的角色、追寻公共价值与意义，而是新秩序的赞美者。 只有一个批评对象不仅没有减弱，甚至更加强大、更加封闭——中国政治。那个才华横溢的批评家失踪了，一个政治异议者诞生了。在西方日渐繁多的对中国的经济报道中，偶尔会插进刘晓波的名字。 他递交请愿书，被劳改、监禁，他成了一名民主、人权的斗士。十多年前，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北京的“洋沙龙”，中国的作家与艺术家们像是这些西方外交官、记者、汉学家们的文化宠物。如今，他的名字必须依靠西方媒体才能仍勉强地不被遗忘。 时代不再理睬他，他仍在顽强地生长。最初表演式的批判、反省，慢慢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或许担心自己会堕入海外生活的虚空，他选择留在了中国。他逐渐成了一小群孤立无援者的核心人物。他们是那些拒绝遗忘历史的“天安门母亲”，中国残酷崛起过程中的批评者，一些拒绝沉默的社会活动家……在一个楼房越来越高、马路越来越宽、空气越来越污浊、声音越来越嘈杂、情绪越来越狂躁的北京城，他们是一群“看不见的人”，是“国家的敌人”。他们的家被人监视，他们的拜访者要被审查与问话，他们不能自由出行，甚至买菜都有人跟随。这个政权一方面如此强大，另一方面却又脆弱不堪，认定自己足以被这一小群仅仅使用电脑键盘、试图维持记忆的人颠覆。他们被政权监视、被众人回避，只能相互取暖。与其说他们“斗士”，不如说想顽固地捍卫人最基本的尊严。在一些方面，刘晓波也更成熟了、更温暖了。丁子霖记得他的热心照顾，而他的学生王小山则回忆起，刘晓波试图保护他的正常生活的努力。 但在他不断发表的政治评论里，那个青年批评家的影子犹在。二十年前，他全盘否定这种文化传统，因为它吞噬了一代又一代自由的灵魂，他希望人们通过美学来获救。而现在，中国不断强大，但人们却依旧没有获得这种自由与尊严。中国人不再生活在信息的黑洞里，不再会被大都会博物馆所震惊，但在这表现出的开放与自由之下，是一种或许更惊人的禁锢。高压政治带来的恐惧、消费带来的诱惑与逃避、信息泛滥造就的无知、道德缺席之后的麻木，纠缠在一起。人们被它们俘虏，却仍自以为主宰了命运。与二十年前相比，刘晓波的敌人似乎更多了，令他愤怒的愚蠢以各种新形态出现。他要戳破“胡温新政”的幻象，要警惕民粹主义的泛滥，要人们警惕爱国主义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反抗知识分子与整个社会越来越强烈的犬儒主义的新现实——人们什么都不再相信，连反抗本身都变成了一种笑料。他从来就不是个“虚无主义者”，在否定与反抗之后，他要寻求新的意义。（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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