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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反省的四个层面

改变自己，不仅是要有意愿，要把自己放到自己对面去，还要有能力，自己看得见自己。能看得见自己，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能改变自己，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我们做企业的，每天要去面对那么多内部、外部的事情和压力，有时要瞬间做出反应。支配我们做出第一反应的，往往是藏在很深的骨子里的东西，那才是第一反应的支配力量。

我是想强调，改变自己，对于一个有了一定业绩的人，对于一个成年人是件太不容易的事情，哪怕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愿望，有这个自觉，非常努力，非常虔诚，也会被我们自己制住的。但是，我们是怎么长大的，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怎么被洗了脑的，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什么变的，我们自己知道！更重要的是，我们面对了怎样的变化、变量、节奏，我们知道；我们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期待、使命，我们知道。我们只要不想回避，不想逃之夭夭，还想有份担当，还想有份坚持，就必须从改变自己开始！

我们必须在对付自己上，好好想点办法。我自己用着一个办法，说出来大家分享。我把自己分成四层，严加看管。自己给自己设个关口，就是能够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不要那么相信自己，要习惯慢半拍照照自己，慢半拍反省自己，给自己留下个半拍的余地。

我分了这样四层——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平常说了，做了，办了的，这是一个完全调动到了外部的层面，我管它叫“外”。这个层面，只要坚持反省，接受启蒙，勤于训练，关注成长，是比较容易看到，也比较容易调整和校正。

第二个层面，我管它叫“心”。其实，往往我们做出来的事情，并不是自己心里想的全部，心里还搁着一部分。我说要“自觉”，就是一定要自己看得见自己这一部分，把它和外在的那一部分放到一起去看看，到底为什么它还在里面藏着，藏在里面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对“外”出来那部分有什么影响。总之，要有很好的自觉。

第三个层面，是脑子，是观念。我们在观念上的自省是非常重要的。哈耶克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它也会继续改变着今天的世界，塑造明天的世界。我们要非常努力学习。了解观念的变迁，知道新的，也了解旧的。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处理没有问题，事儿、理儿都摆在那儿了，也逼到那儿了，往某个方向上使劲儿最是顺手，等等，你可以找得出很多种理由和支持，但这时还是要从观念上考量一下，表面上看起来很合理、很顺畅的东西，会有观念上的问题藏在其中。而这种问题，最会造成开倒车的，一旦存在，滑入惯性，就不是小问题。

最后的那一层，也是最隐蔽，最危险的一层，那是我们骨子里头的东西。这几十年来，教育实际上是很成功的，洗脑也是很成功的，我们真正能够识别出自己骨子里东西的时候，首先会让我们自己吃一惊的，趴在自己骨子里的东西，可能是我们早早就自以为解决了的问题，是自己坚决反对的东西，坚决摒弃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还有能力从更深的地方去关照自己，识别自己，是对自己能力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改变自己，是我们作为企业家参与和推动社会转型，所面对的很多很多问题，很多很多的困难当中，最难、最难的一部分。我们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清醒的意识，从自我改变开始，从自我启蒙开始，从自我训练上下功夫，恐怕很难做得到持续成长，与时俱进。您可能说，我们干嘛要活得如此费劲儿。你要问出这样的话，我就马上说，罢罢罢！！！一连串的罢罢罢。因为，在目前条件下做一个中国企业，你已经选择了一个高难度动作，你还要大晚上的，到这里来听企业家如何参与和推动社会转型，你本身就是一个“费劲儿”不省心的人了，宿命如此，就不问了；在路上了，就不问了。

最近几年，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投身公民社会建设的企业家们的身影。在这些方面，近十年来，每隔两三年，都有非常多，非常大、非常可喜的变化和进步。可以想见，今天在座的中欧同学也一定是这方面的积极参与者。正和岛的很多企业家都是这方面的积极参与者。我们可以告诉社会，不光在企业里，在企业家里面，也在我们的员工队伍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年轻朋友。13年来，在我做公益的过程中，碰到过太多默默无闻，努力做事的人。他们让我觉的这个世界很温暖、很美好。

我们的企业家要亲力亲为的做一点公益的事情。我们把做公益，把社会建设，把公民社会发育，和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公民，完成我们的自我启蒙、自我解毒、自我训练，放到一起去做，这样对我们自身的改变，会起到激励的作用，让我们更容易坚持，走得更长、更远、更好。

以上是我对企业家如何参与和推动社会转型这个问题的基本回答。我们要把企业做好，要把我们的员工带好，在做好企业的同时，使企业成为我们自己，我们员工做一个好公民的训练场。我们还要积极参与到对社会发育和建设有意义的公益活动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也是最难的还是改变自己。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把自我启蒙，自我解毒，自我训练和自我成长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去做。

企业家最不能干什么？

我最后要说的一个问题是，在社会转型期，企业家最不能干什么？社会转型期，我们能干什么、怎么干上，可能有很多很多种选择，只要大体的方向，追求的东西，确实是自己想要的，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得蛮好。可是，我最想说说的是，在社会转型期，企业家最不能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我想第一就是坚决不和权贵结盟，干不利于社会转型的事情。第二呢，就是不参与群体政治恐惧的制造、传播和蔓延，不在其中推波助澜。

前不久，我弄了一个“退岛声明”，退出来以后，又在这里、那里大声说话，点着人家的名字说话，很不通人情事理。认识我、知道我的人，觉得有点突兀。最近来找我的记者说，要想把你弄弄清楚，好像很困难，怎么搜都搜不到多少东西，连张照片都难找，而知道你这个人的圈子和人似乎又很多。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个只干活不大说话的人。我做了20多年企业，同时兼做了13年公益，做的公益项目，也是人们认为和办企业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很自然，就这么一直做下来，很恒定的。我有变化，周边朋友，看得比较清楚，主要就是这半年。这半年，我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要说话了，一定要说话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放在最后一个问题里说说。

刚才有朋友问，这和柳传志提示“在商言商”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柳传志说“在商言商”，其实有另外一层话在里面，他主要是指，不要去说现在让政府不高兴听，不愿意听，不让说的话。我觉得他说的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什么“在商言商”。因为在商言商，不需要用这种方式说，也不需要在这种地方说。

刚才讲到，我们最不能干的事情，就是和权贵结盟，做不利于社会转型的事情。在这上面，我很敬重柳传志。他多年坚持，专心致志，好好做企业，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对柳传志很敬重、很敬佩。柳传志他们这批企业家，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时间越长，走到今天的企业，越不容易。不管多么不容易，他坚持了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创造了骄人的业绩。

为什么点名批评柳传志

我此次对柳传志点名批评，确实犯“大忌”，企业家中有一个默契，彼此不批评指责。企业家要心疼企业家。办企业有多难，我们是身在其中的人，无论各自选择了什么，走到了哪里，彼此不指责，不攻击、不批评。我认可这种默契和限制。我特别指名道姓批评柳传志是明知故犯的，原因就是前面我说的第二点，我们不能够在群体性政治恐惧的传播和蔓延上推波助澜，我这次对柳传志最大的意见和最大批评仅在这里。

我为什么这样说，这样做？

中国的现代企业家阶层，是一个正在成长，成熟，越来越看得到他们的进步，听得到他们的声音和脚步的阶层。他们能够做得到刚才说的那几条，脚踏实地去做，那就是在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并会是越来越强大的中坚力量。我以为，那就是尽到了本分，尽到了责任。但是，就是这份承担，也不是用“在商言商”概括得了的。很多方面需要有担当，不见得说的、做的都是政府愿意听的。联起手来，通过理性博弈，维护自己的权利，参与制度建设，跪着是做不来的，哆嗦着是做不来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特别希望中国企业家阶层里面，站出另外一种人来，再往前走一步。这不是要求谁，谁也要求不了谁，谁也没资格要求别人做什么，每一个人是要听一听自己的内心，是否还有一种呼唤。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确实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中国社会转型，沉重而艰难，我们甚至感受到了一种威胁，一种倒行逆施的威胁，这种特殊、沉重、艰难和威胁，在发出一种呼唤。我们要静下来问问自己，是否感应了这个呼唤。

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怕慢，尤忌快，不能接受的则是倒行逆施。三十年来，尤其是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以来，中国社会到哪里去，是有了方向性和目标感的。不争论可以接受，体制的、制度的滞后接受了，一党专制、不到半个宪法接受了，但是，绝不要指望这个已经能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读什么书，上什么学，在全世界范围内走来做去，选择自己听什么，信什么的人们，还接受逆转，接受只比那个邻居大点儿，这太荒唐了！

这次我和好几个媒体的记者说了同样的话。我说，这半年来，尤其是四月份以后，我们相当多的一批人，相当层面的一批人，做出了大致相同的判断，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我们大概都感觉到了危险。什么危险？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走到今天，仍有可能进入一种倒行逆施的状态。而这种倒行逆施，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遥远。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经营的这些年，已经揭露出来的这点东西，离我们太近了，太丑恶了，太严酷。对我们民营企业家来讲，无论如何都太残酷、太现实了。

我们仍面对着大量以暴易暴的事实，以暴易暴的倾向，以暴易暴的味道。我们甚至不敢相信控制着国家机器的人们，不会再以极端暴力的方式去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感觉到这一切还没有最终固化。似乎还在试探，各个方面都在试探，除了试探，也有无序，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失控，人们听到的信息是纷乱的。对我们做企业的人来讲，对关注中长期投资的人来讲，认认真真地去思考和品味这半年多来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是件极为自然的事情。

呼唤公民企业家

我们是不是还能再有一些人，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再更多一点承担。这种担当也许会超出企业家的责任？不仅仅是企业家的责任？是同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吗？我认为企业家不同于公共知识分子，很难放在一起，同时承担这两种角色。秋风说是君子企业家，对于传统文化有一定了解的，可能会想到“士大夫”。几乎同时，我在我的微博上看到了王巍的一句话，让我眼前一亮。我觉得这是我想说的。我记得是刘胜军说，向王石、王瑛，这些告别了犬儒主义的企业家致敬。王巍跟在后面说，我熟悉这两个人，他们从来都不是犬儒主义。他们是公民企业家。“公民企业家”这个提法太好了。这就是转型时代和社会现实呼唤的东西，呼唤企业家阶层的一种特别的责任感，它完全可以用公民去界定和诠释。

在这里，我读一段从百度搜索上抄下来的关于公民的定义：“公民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等相对，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公民政治权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它包括以下的内容：公民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政治参与的基本条件是知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也许有人会说，你可不要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当真，对不起，我是一定要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当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除了是一个企业家，还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此时此刻，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个称谓认一会真。

认真做什么，我建议大家关注三件事情：

第一，每个人要以自己能够承担为限，去说话，去做事情，非常清晰地告诉某些人，某些力量，某些势力，这里存在着一条社会底线。这条底线就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的行动，一个一个的声音铸成的。它是一条底线，你们是不可以随便触碰的。倒行逆施是不可以的。

我认为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执政的几年，是没有在重庆看到这条底线的。我不知道究竟是他们太疯狂，还是由于我们做的不够。我同意王石那句话，我们在那件事情上，是看着后怕的。那天王石打出贺卫方的照片，说：“和他比，我是犬儒了，我软弱了。” 王石说出这句话，让我极为敬佩，我认为是标准变化了。他还说了这样一句，当出现了倒退、倒行逆施，我们要能够说不。我认为这是一个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做出的反应，也能做出的反应。

我希望看到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和王石站在一起，因为只有那个地方站着的人越来越多，那个人才是安全的。如果让他一个人站在那里，我们就是把我们企业家当中，能够挺身而出做公民企业家的人放在了危险里。

说到危险，我这次跟来采访我的记者说，我做了13年的公益，和人文有关，和NGO有关，和公民社会发育有关。可是，并没有被谈过话，被喝过茶，也没有被关过小号。三十年来，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做事的空间是有的，只要是一心一意，认认真真，用心去做，动脑子，用智慧，这个空间仍然是有的。

可是这半年，我也觉得确实是有不好、不详的感觉了。可是，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给自己加一条，要说话，我一定要说话，说话也是做事情。我能够保证是，我想的，说的，做的，是一致的；凡属我想的，我做的，我说的，没有秘密，谁要是因为我这么做事情，就要把危险施之于我，我认为他们比我更危险。

两个博弈机制建立

另外还有两件事情，是两个博弈机制建立。

如果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能有来自社会的足够压力，加上经济下行会出现的问题，我们是否还能寄希望于体制内的改革派，能够在上、下之间，在上层的不同力量之间形成博弈机制，这关系到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格局。这样的一种格局，我认为可能对于摆脱以暴易暴，创建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有好处。

在经济下行的条件下，中央、地方会出台很多政策，会开始向民营经济倾斜，地方官会向民营企业家伸手、张嘴，看起来好像是机会，可是请大家务必注意，这可能是危险，是陷阱。如果按照以往的习惯，看到政府给政策了就上，伸手了就给，也许就陷进去了。我们彼此要联起手来，多动动脑筋。

机会不是机会，而是陷阱；陷阱不一定就是陷阱，是看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起一种博弈机制，把它变成商机，有没有条件可谈，有没有保证到位。这些方面需要企业家们在行业协会的平台上既自我管理，又能联合起来和政府谈判和博弈。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唯一开出时间表的事情，就是行业协会交给企业们自己管理，如何管理好，用好行业协会的平台，学会理性博弈和制度建设，既是企业家自身利益的维护，也是商业环境的改善和建设。

而无论是建构共同底线，还是推动这两个博弈机制形成，都不可能靠一群吓坏的人去建设。

我这次之所以不能接受现在说的“在商言商”，因为我们根本做不到在商言商。我们被裹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的时空条件下。我们只要还不走，还不逃走，对这个地方还寄予希望，要留下来，我们就得去努力建构这条共同底线上，就得努力在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的法律保护、制度保证上做一个积极的建设者，就要在“两个博弈机制”的形成上花心思，下气力。我们要改变原来习惯性的一些想法和做法，要重新调整好自己，去应对我们从来没有面对的局面，我们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可是这里面的底气却是我们的胆识和勇气。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是企业家，也是公民，这是两个可一起承担的角色和责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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